他山之石

家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国外，也存在反家暴行为难以认定为正当防卫的问题。

比较中美法律，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差别不大，都对防卫人的防卫限度、时间范围等作出了明确的限制。不过美国刑法在处理家暴类案件时对于正当防卫考察的范围更加广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

“受虐妇女综合症”在法律上是指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这一概念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 由暴力周期和习得无助感组成,主要是为了解决受虐待妇女不能以合法手段终结婚姻而提出来的, 是牵扯到复杂的刑事政策与伦理的问题，其引发的刑法问题是受虐待妇女实施杀伤丈夫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

在法律学界，对于“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的引入持压倒性支持的态度，同时，在实践层面，美国几个上诉法庭也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证据进行了采纳。目前，美国多数州法律都已将家暴定义为一种犯罪，规定对于实施与家庭暴力相关的行为将受到刑法的制裁，受害妇女也能更多地受到法律救济。

在美国刑法中，专家证言在“受虐妇女综合症”案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专家证言主要包括受害人所遭受的家庭暴力情况以及对受害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用于解释受害人为什么不能采取合法手段中止婚姻或者寻求合法帮助；另一方面解释受害人遭受长期、压迫性的家庭暴力，以致基于迫害妄想而实施防卫行为的主观认识错误是合理的。

在受虐杀夫案件中，妇女提出正当防卫抗辩，通常以“受虐妇女综合症”为理由，并提供专家证言等证据来证明。例如，State v. Wanrow案的判决显示，被告人长期处于遭受暴力的情况中，且在体型上明显劣于被害人，有一只腿是残疾的，法官认为基于这种情况，期望被告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对抗被害人的暴力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在此类案件中，通过专家证言等证明受虐妇女的行为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行为模式描述，构成正当防卫，让陪审团相信被告人在做出杀害行为时，被告人相信其所面临死亡或者重伤的危险是紧迫而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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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心理学概念在家暴案件中的引入，可以适当作为借鉴。在2003年河北刘拴霞杀夫案的审理过程中，河北省妇联邀请中国法学会家庭暴力问题专家为刘拴霞作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鉴定并出具证词，辩护律师建议法院考虑刘拴霞的“受虐妇女综合症”，并将其作为正当防卫的证据。虽然这一辩护理由最终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但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了家暴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

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家暴案件中，属于防卫过当的，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被杀害施暴人的近亲属表示谅解的，在量刑、减刑、假释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从上述司法解释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司法制度尚未明确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对于受虐妇女杀伤丈夫仍是有罪评价，但也考虑到了受虐妇女的精神和所处环境等因素，对其刑事责任予以一定减免，只是其影响还十分有限。

结语

家暴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在对家暴受害者倾注同情或关怀的同时，也应更多地考虑如何在现有制度下给予其更多法律上的救济。

笔者建议，我国可适度强化“受虐妇女综合症”因素在刑事责任裁量中的作用，同时与其他抗辩事由相结合，可以对家暴受害者作出刑事责任减免的类型化、层次化处置，并跟进相应配套制度，如确立专家证言的证据效力等。

《反家庭暴力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反家暴法律，它的施行标志着反家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不足以根本改变家暴证明难的状况。“路漫漫其修远兮”，反家暴这条路还很漫长、很艰难，而当下我们能做的一点，就是对家暴受害者的反制行为给予实践理性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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