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憎恨应该被允许表达，但也要转化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

观察者网：对于没有战争经历的人而言，更多是通过影像、史料等资料来了解战争的残酷性。由此也联想到最近中国国内的一个争议，今年国内上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受到好评，但也有人认为场面过于残酷、是传播仇恨、不宜未成年人观看等等；您曾切身经受过残酷的战争，面对如今大众对历史与现实、未来的认知和平衡，您有些什么感想？这也是让生长在和平时期的一代代人，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仇恨与宽容？

林伯耀：我还没有看到过《南京照相馆》，但从新闻上听说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南京大屠杀当然是事实，当时日本军队像对待蝼蚁般杀戮中国人，并实施强奸和虐待。日本人甚至还会自己拍下那些场景，仿佛是他们的光荣一样。这早已为学者和大众知晓，但我们必须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事实，尽管十分残酷。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煽动仇恨，而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事实。这其中包含着愤怒、悲恸和憎恨，但这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情感，它们应该被允许表达。

这是昔日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我们更要认真思考如何面对作为肇因的日本人民与日本社会——绝不能诉诸仇恨，而是需要让日本社会认识到这些历史事实。否则日本人永远无法理解——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日本民众所知晓的，是当时全国各地动员举行的南京陷落庆典。这段历史，比我年纪稍长的人都亲身经历过。他们对南京的认知仅止于此，必须让他们知晓：在日本欢庆南京沦陷的庆典背后，有无数南京市民正遭受屠杀。

但对此，我们绝不能用仇恨进行报复，而是应该致力于防止悲剧重演。日本民众至今仍在呼吁：“我们既不愿被杀害，也不愿杀戮他人。绝不能让历史重蹈覆辙。”

对此，我认为我们要认真探索前行之路，应当联合海内外富有良知与善意的人士，共同展开严肃讨论，如何构建中日永不战争的新时代。我们要做的是将历史铭记于心，而绝非煽动仇恨，并呼吁日本人民共同思考——如何携手构建一个永不重蹈侵略战争覆辙的亚洲。

当然，憎恨也是人类重要的情感之一，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我们不应止步于憎恨本身，而是共同思考如何将这份憎恨转化为力量，以防止此类战争再次发生，推动世界变革。若仅停留于“不能只沉溺于仇恨”的层面，恐怕也缺乏说服力。

· 幸存者讲的不是什么英勇事迹，而是极其煎熬痛苦的经历

观察者网：除了南京大屠杀之外，您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关于当年在日中国劳工，就像您前面提到的花冈事件。我在搜索资料时发现，2016年中国劳工起诉日本三菱材料企业索赔案有了结果，当时案件交涉人包括您，这起案件在国内引发较大关注。您能谈谈当时参与这起中国劳工索赔案件的来龙去脉吗，面临了哪些困难？事情距今也快10年了，这些年来还有相关案件在推进吗？

林伯耀：关于强制征用劳工以及花冈暴动的缘由，前面已经提过。1987年，我得知花冈事件的幸存者——曾在中山寮担任大队长的耿谆先生尚在人世，便邀请他赴日，参加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举办的慰灵祭。之后，神户华侨总会邀请他来到神户，为他举办欢迎会，并一起座谈。

首先，日本华侨大多知道花冈事件，也都了解在日本135个作业现场发生过强制征用劳工和强制劳动的事实。当年参与遗骨送还的华侨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出于这个原因，大家想请幸存者们分享一些故事。

资料图：战后美军为秋田县花冈矿山幸存中国劳工进行身体检查时所拍照片。中青报

当时，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想听他讲述花冈暴动时中国劳工是如何不畏艰难、勇敢反抗的故事。然而他开口讲述那些经历时竟泪如雨下，在场的我们都惊呆了，他讲的不是什么英雄事迹，而是极其悲伤、痛苦和煎熬的亲身经历。

另一位同行的滞留在北海道的幸存者刘智渠先生，在讲起过往时也泣不成声。强制劳动的阴影下，涌现的尽是泪水、伤痛与悲恸，这让我们意识到无数劳工曾遭受何等惨痛折磨、虐待与死亡。

于是，我和我的弟弟决定，与日本朋友一起行动起来，抚平花冈事件受难者心中留下的深深伤痕。1988年，我与耿谆先生商量，决定和花冈暴动的幸存者们在中国见面。第二年，我和刘智渠先生一起去了中国，和几位花冈暴动的幸存者聚集在一起。他们当时还向我询问了1946年在横滨BC级军事法庭，美军起诉花冈事件的裁判结果，以及当时日本政府和鹿岛建设的态度等等。

过去，日本政府在国会主张“中国劳工是合同工”，不承认强掳的事实。鹿岛建设在横滨BC级法庭上辩护称，企业在正月会杀牛宰羊犒劳工人，中国劳工如有伤病会立即送医，工资则存放在某个银行或邮局等等。这些都来自横滨BC级法庭庭审记录。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幸存者们听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愤怒，这都是歪曲事实，无法接受。

日本国内针对花冈惨案的抗议游行，图中前排右一为林伯耀

因此，幸存者们转而要求赔偿，开始向加害企业鹿岛建设和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请求，并于1989年首次向鹿岛建设递交了赔偿请求的公开信。最终，在2000年11月与鹿岛建设达成和解，向986名受难者一次性支付了5亿日元。至于针对日本政府的诉讼，2015年6月，他们与大阪港的强制劳工受难者一起提起诉讼，但最终败诉。不过，法院认定中国人的强制劳工征用是日本国策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负有重大责任。但由于中方已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赔偿，所以这次索赔诉求并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三菱的索赔案，三菱最初在日本共涉及五起诉讼，但这五起案件均为中方败诉。败诉原因包括诉讼时效已过，或是涉及国家层面的因素等。其中最主要的依据是就《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出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考虑而放弃索赔的条款；无论是民间赔偿还是政府间赔偿，该条款均被视作放弃索赔的依据，日本司法系统、日本政府乃至日本企业都对此一致认同，因此相关诉讼几乎全部败诉。

三菱实际强征的中国劳工超过3700人，当我们向三菱集团提出“请务必解决此事”的谈判要求时，对方表示如果要谈判，日本政府必须参与其中，企业才会愿意考虑。但日本政府始终以《中日联合声明》为由，迟迟不肯出面。

当时三菱的受害者遗属们在中国各地的三菱企业前示威抗议，在上海三菱材料总部的抗议活动中，他们要求三菱日本总部承担起对强制征用劳工的赔偿责任等，这些都是受害者遗属们自己做出的努力。

三菱似乎对这些直接的抗议行为感到相当困扰，对他们而言中国既是重要市场，也是原材料供应地。直到某一天，三菱方面表示，若在中国停止抗议活动，并停止向媒体透露信息，他们则会听取受害者的诉求。

最终，三菱向受害者遗属支付每人10万元人民币（约合200万日元）的赔偿，同时允许遗属赴日，前往祖辈曾遭受奴役劳动的场所参加慰灵活动；同时，还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受害者一方派出6名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已有1900余名受害者领取了赔偿金。

其实，三菱很抗拒“赔偿金”这个说法。由于三菱在日本的所有诉讼中都赢了官司，因此他们主张这并不是赔偿金，而是“道歉的证据”。

但中国国内有些人以为是三菱自愿向受害者道歉并支付赔偿金，其实并非如此。这是受害者及其家属鼓起勇气站出来发声、进行争取的结果。

如今仍有约1500名遗属陆续赴日参加慰灵活动。对此，三菱承诺向每人支付25万日元补助金，作为额外费用，与赔偿金分开支付。这固然是件好事。虽然一部分的企业支付了赔偿金，但还有多数企业都无视或拒绝；受害者们也无法发声。

我深感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仍未承认自己在这135个作业现场发生的强制征用劳工事件中负有重大责任。事实上，假如没有日军协助，不可能发生此类强制征用，而下达命令的日本政府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希望日本政府拿出果断的解决方案，并正式道歉。

我想说的是，被强制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约有38000人，根据外务省的报告有6830人死亡，但实际精确统计后发现死亡人数大概有8000-9000人。目前送回天津安放的中国劳工遗骨是2300多具，因此还有6000多具遗骨仍长眠在日本土地。

在中国大陆，仅东北地区就有1500万中国人被强制征用和强制劳动，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达三四百万；整个中国，大约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强制劳动，死亡人数达数百万之巨。有日本研究者甚至认为，死者可能高达一千万。但这个问题在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对此也存在疏忽；本应有更多的研究者站出来查明真相，并推动历史真相的彻查，如今却未能做到，实在令人遗憾。

尤其痛心的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强制收容所”和“万人坑”被拆毁、填埋了，希望各地政府、中国学者及相关受害者遗属能共同关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