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分歧和变化

观察者网：峰会声明也包括北约成员国增加北约的军费，这是否会带来全球进一步军备重整？北约作为军事防御组织再次加强，这是否会影响欧洲进一步放弃战略自主？

李海东：这毫无疑问会导致全球军备竞赛的加剧，而且伴随着北约成员国军费普遍的增加，全球更多国家在军费的投入会相应增多，再加上新战争形态的出现，全球军事装备花费都将会呈现比以往更快速的方式增加。

你提到北约作为军事集体防御组织，应该说“防御”一词是美国和北约对该组织初建之时的性质定位，但冷战后北约那种“防御”性质已经变了，相反“进攻”的性质越来越确立起来。冷战后北约一直处于很强的进攻态势，而俄乌冲突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北约的军事能力，也使得欧洲国家认识到战略自主努力的必要性。

它们认识到把自己和北约捆绑的话，最终的结局很大程度上会产生一个被美国主导或被美国操控的欧洲，这实际上并不合乎欧洲国家的安全利益诉求。

这场危机的确使北约的军事行动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同时提升了欧洲的军事能力，但同时增强了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加强战略自主的紧迫性，推动欧洲更多的国家着眼于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

欧盟领导人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有观点认为拜登此行拉着盟友“秀团结”，以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可持续，比如北约内部和华盛顿出现了分歧；也有观点认为俄乌冲突使得欧洲在能源经济和军事上更靠近美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存在哪些分歧？后续的发展取决于哪些因素？

李海东：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实际上有个特点，就是始终伴随内部纷争而推进发展。从历史上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内部始终存在着纷争，但是这种纷争没有导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破裂，反而使其极具韧性和灵活性，这是跨大西洋关系很重要的特点，吵归吵，但最后还是需要一起过。

这些纷争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是安全问题，刚才我们说的欧洲是战略自主还是战略依赖，战略自主就是欧洲安全欧洲来负责，战略依赖就是欧洲的安全美国来解决或保障。这种分歧在冷战后变得非常明显。

欧洲对于美国的安全依赖，往往是通过实际危机的应对中欧洲能力跟不上而呈现出的，比如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危机出现的时候，欧洲人说欧洲的危机由欧洲人处理，但现实结果是欧洲不具备解决危机的实际能力，最后美国和北约通过武力的方式破坏性地“解决”了危机，使欧洲不得不在现实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

现在这种危机也是如此，欧洲要战略自主，但是发觉欧洲的战略自主前期努力基础不牢，力量不够，根本无法对俄罗斯形成制衡，最后又不得不依赖美国。

美欧关于欧洲战略依赖还是战略自主的分歧始终是存在的，每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欧洲国家一方面战略自主的意识被唤醒，另一方面在危机中最终又不得不接受离不开美国和北约的现实。这是跨大西洋关系中一个很尴尬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实力因素是多么的重要。

其次，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问题。欧洲国家愿意接受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中有适当的空间，但是美国则截然相反，它认为欧洲的安全空间中没有俄罗斯的位置。换言之，欧洲国家认为欧洲安全离不开与俄罗斯的合作。而从美国角度而言，其在欧洲安全的主导性和不可或缺性是以持久驱逐俄罗斯来体现的，美欧这方面的分歧是相当严重但又难以解决的。

美欧之间这种解决不了的分歧，必然导致双方在对俄关系处理中出现撕裂。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后，德法领导人一直不间断地与俄罗斯及相关各方展开密集外交斡旋，但是美国领导人则是始终不断地谴责俄罗斯。

德法希望欧洲持久稳定，让俄罗斯在欧洲有个适当的空间和位置，但是美国的态度就是迫使俄罗斯彻底离开欧洲，这导致俄罗斯在欧洲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现在美国和北约又在张扬其在欧洲安全中的所谓主导地位，欧洲的战略自主一定程度上遭受压制，俄罗斯的在欧洲的战略处境非常不乐观。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后续发展取决于哪些因素？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努力是否有成效，尽管过去数十年相关成效有限。

第二个因素取决于俄罗斯是否能够持续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俄罗斯自身发展的状况，对跨大西洋关系何去何从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此不能忽视。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特朗普认为联盟是负担，民主党认为联盟是资源，拜登现在是在加强稳定北大西洋联盟。如果2024年特朗普再次参选并获得成功，那么美国对北约承诺是不是还会一以贯之？这都需要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