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高调渲染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时期与印度结下的深厚情谊，想方设法取悦拜登团队。

印度媒体一一列举拜登为美印关系作出的巨大贡献，包括拜登于2006年表态，“希望在2020年时印美能成为关系亲密的国家”，渲染拜登重视印战略价值。

此外，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对《印美核协议》举棋不定时，拜登积极向奥巴马阐述核协议对美的积极意义，消除奥巴马的顾虑，为印美顺利落实《核协议》保驾护航。[10]

拜登在其担任副总统期间，公开支持印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诉求，[11]并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积极推动美印务实合作，确认印为美的“主要国防伙伴”（ Major Defence Partner）关系，这是美国第一次对美国传统盟友以外的国家给予此地位，体现印在拜登心目中的重要性。[12]

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莫迪担任总理后，拜登与总理莫迪已经打过交道，印舆论认为两位领导人已经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2014年，莫迪与时任副总统拜登见面（图/维基百科）

其次，努力鼓吹拜登对印友好历史，为其戴上“高帽”。

印主流媒体纷纷指出，拜登传统上奉行对印有利的外交政策，其作为资深政客，其外交理念必然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而中国成为印美两国最大战略威胁的认识不会改变，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对印抗衡中国的重要战略价值存在高度共识。[13]拜登上台，在印太框架下强化联合遏华的基本战略走向不会发生转向，目前，印度仍然是拜登外交政策的优先项。[14]

因此，拜登当选不仅有利于促进美印全面提升战略、安全和外交合作，[15]还有利于印借美之力提升印的军事装备研发和生产能力；完善印美三军定期交流和协调作战机制，进而提升印应对中国在边界和海上威胁的军事能力。

最后，期待领导人间的往来“新模式”。

印媒承认今后两国领导人间的私人情谊或化学反应会远不及“莫-特组合”，也不一定会出现休斯敦和艾哈迈达巴德那样的高调热闹的“互捧”场面，莫迪与拜登关系更“正式”和“官方”。无论何种交往模式都不会影响印美两国日益密切的国防军事和安全合作，两国都会快速地适应彼此。

进一步，印前外秘拉奥指出，拜登主政下的美对印外交关系更具有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16]

三、聚焦具体领域，积极寻求印美关系新突破

印度不会仅满足于对印美关系的整体畅想，而是聚焦细分领域来积极讨论，试图寻找与美国互动的新突破。

首先是印度关注的印美贸易问题。

印观察人士指出，拜登是富有经验的“典型政客”，不同于特朗普商人个性，虽然印美贸易之间的摩擦不会在拜登上台后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但与拜登政府进行贸易谈判相对“有章可循”，其根本原因在于拜登政府对于贸易谈判会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17]

印希望与拜登政府在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包括推动拜登政府恢复对印普惠制（GSP）待遇，降低印对美出口部分商品关税；推动拜登政府取消美对印加收的钢铝进口税，进一步恢复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促进两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共同复苏以及推进解决印美在贸易领域的其他分歧，包括数据本地化以及医药和医疗器材的定价等问题。[18]

与此同时，印政府关切的H-1B签证问题有望在拜登执政后有所改善，为印美进一步为深化经贸关系和促进印高级技术人员赴美工作扫除障碍。

印观察人士认为，拜登上台后或对特朗普移民政策进行调整，有望进一步推动印高级技术人员申请美国绿卡。但同时也承认，美经济受疫情冲击，拜登政府不得不优先考虑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因此印不应对美大幅度调整对印签证政策抱有过高期望。[19]

防止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人权问题阻碍印美互动是当下印政府最为关切的问题。拜登、哈里斯以及民主党其他要员均在不同程度上批评印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影响宗教平等、侵害克什米尔人权、实施“国家公民登记册(NRC)”等歧视性政策。[20]此外，拜登在其发布的“美国穆斯林社群议程”中曾严厉批评莫迪政府早前通过的《公民身份法案》，引发印强烈不满。 [21]

拜登上台后很可能继续对印内政问题进行指手画脚，但印舆论期许拜登作为老练的政客，会以印美关系大局为重，不会将其对印批评言论转化为美对印具体外交政策，且更有可能在私下会谈中，以鼓励印“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表率作用”为名义，促印在国际上树立“多元民主”的标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