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人党是否正“国大党化”——地方领导人危机

印人党在地方邦立法会的选举中颓势明显。自2018年12月以来，印人党政府相继输掉了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且2019年印人党在全国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并未能转化为地方邦议会选举的优势，先后输掉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恰尔肯德邦以及此次的德里首都区。

在印人党所输掉的这些省邦中，尽管存在国大党在内的全国性政党的积极动员等因素，但地方政党的再次崛起，与全国性政党在地方联合执政更是不争的事实，而印度政党碎片化的趋势似乎并未因为印人党在大选的亮眼表现被完全扭转。

相比印人党在大大小小的选举中使用“莫迪符号”，希冀持续借助莫迪旋风，横扫地方议会选举不同，在野的全国性政党和地方政党努力培养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和地区性影响力的候选人，通过聚焦地方性议题与莫迪旋风相抗衡。

一方面，莫迪的个人魅力对其地方选举候选人有明显的助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魅力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地方候选人的个人影响力，巨大的莫迪旋风吹来的同时也刮走了选民对候选人的关注与期待。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上的一连串败仗，让人联想起国大党的历史曲线，不禁问到，印人党是否正经历“国大党化”？

引领印度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大党从独立之初至英迪拉甘地第一任期，一直坐拥一党独大的优势，尼赫鲁的个人魅力显然是核心因素，以致国大党对无论联邦议会还是地方邦立法会都牢牢掌控。很长时间以来，党内的等级排序决定了党外联邦与地方政府的职位排序。尽管20世纪60年代国大党内部响应所谓的“卡马拉杰计划（Kamaraj Plan）”，多位时任政府要职的部长相继辞职并重新投身国大党建设和党内组织工作，寻求换发党内活力，但是这种尝试并未能改变现实局面，反而是加强了党内等级排序的固化机制。

进入英迪拉·甘地时期，党内民主更是急剧恶化。尤其当英迪·甘地凭借“Garibi Hatao（消除贫困）”的口号，选择了民粹主义的竞选路径并绕开地方领导人直接与选民对话，党内地区性候选人的竞争机制随即失效，候选人的推举也几乎全掌握在英迪拉·甘地手中。尽管国大党持续执掌联邦，但其逐渐丧失了党内活力，而这一时期也为地方政党迅速崛起提供了契机。虽然很难直接将国大党的式微归咎于其党内竞争机制和活力的丧失，同时也很难说印人党就将走上国大党的老路，但是这种个人魅力支撑下的民粹主义选举策略显然是危机四伏。

若跳出德里立法会选举，整体来看，印度联邦与地方的选举态势不相一致，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印度政治的活力，而支撑这种活力的恰恰是印度宪法中对联邦制的基本制度设定。印度宪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联邦议会与邦议会所拥立法事项”以及第七附表（Seventh Schedule）规定了联邦和省邦的立法事项和权限。尽管立法权整体偏向联邦中央，但在实际的央地互动过程中，联邦议会制定的任何全国性政策想落到实处，必须依靠省邦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印度央地动态关系既受宪法等制度性的约束，也同样受到地方选举政治的影响，因而对印度政治的观察可能更需要把握省邦政治的发展进程。

此次德里立法会的选举结果是意味着民众对莫迪政府系列政策的强势回应，对世俗化印度的坚守，对发展的诉求，还是说仅仅是德里地区作为一个高受教育程度城市的正常选择？

尽管很难确切回答以上疑问，但从当下地方选举的趋势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印人党推进“印度教国家”建设的进程仍将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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