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所谓的“世界秩序基本矛盾”。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全球价值链，欧盟经济体主要以德国为中心，而世界其他地区则主要以美国为中心。而现在，全球价值链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结构：亚洲价值链以中国为中心，欧盟仍以德国为中心，北美也仍以美国为中心。如今，全球价值链已转变为三足鼎立结构。但是，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没有。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根本性错位”，或称“基本矛盾”。

当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之后，就可以利用一个“增长-危机模型”，来说明未来中美竞争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形。这种竞争可能存在四种均衡：第一种是“双赢”；第二种是美国获胜、中国处于不利地位；第三种是中国获胜、美国处于不利地位；第四种是“双输”。

一开始我在模型中加入了部门规模经济。一旦加入部门规模经济，那么从长期增长来看，就可能存在多个均衡，尤其是在中美竞争的环境下。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同样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均衡。所以，未来的中美竞争实际上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或者中国，其中一个国家能否维持潜在的最优增长，而另一个国家则陷入增长危机，也就是进入另一种均衡状态。

我还讨论了两个国家各自可能面临的六种危机。从理论角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这种大国竞争的环境下，结果可能是，各个国家都会尽可能维持自身的潜在增长，同时有意或无意地使对方陷入危机。这是理论层面的讨论。

但是，我认为，中美两国都会尽可能避免陷入“双输”的局面。其中一种可能导致“双输”的情形，就是直接军事冲突。两国都对此存在担忧。

这本书还讨论了中国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必要条件：需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对于美国而言，军事冲突所带来的收益低于军事冲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我提出了三个必要条件。首先，中国应该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第二，人民币应该成为一种国际货币。第三，中国能够在周边地区的军事领域取得优势。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就是这三个条件没有同时成立的概率。可以表示为：“1 − 中国保持良好经济增长的概率 ×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概率 × 中国能够在军事冲突中取得胜利的概率”。结果表明，这一概率可能相当高。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人民币首先成为一种国际货币，那么美元和人民币都将共同承担军事冲突所带来的成本。这将大幅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这是我们关于两国如何避免陷入“双输”局面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美两国在三个关键领域的竞争：技术、金融和全球治理。我们提出了一套方法论，即我们始终把技术竞争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作“渐进式技术”，另一种叫作“突变式技术”。

所谓渐进式技术竞争，是指沿着同一条技术路径进行创新。大家都在同一条技术轨道上前进，并没有改变这条技术轨道。由于技术轨道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种竞争主要取决于研发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均衡可能是一种“追赶者陷阱”。这意味着，在现有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一方拥有优势。比如，如果美国是技术领先者，那么领先者就会拥有优势。

而对于突变式技术竞争来说，它实际上是在新技术和旧技术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取决于采用新技术的比较优势或者机会成本。因此，原有技术的领先者在采用新技术时反而可能处于比较劣势。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均衡将成为一种“领先者困境”。追赶者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并最终取得领先地位。新能源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而言，是一种突变式技术，而我们看到，中国正在这一领域取得领先。

但是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对于两个国家而言，究竟在哪些领域是领先者，在哪些领域是追赶者？因为领先者希望形成“追赶者陷阱”，而追赶者则希望创造一种“领先者困境”。对于渐进式技术竞争，你会看到类似研发竞赛的情况；而对于颠覆式技术竞争，则可能出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把同样的逻辑应用到了技术竞争、人工智能以及国际金融领域。例如，数字货币是一种颠覆式技术，因此追赶者可能具有一定优势。同样，在全球治理领域，追赶者也需要创造这种颠覆式的“新技术”，才能实现追赶。这就是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论。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讨论了三个困境。创新究竟应该是“集中式”还是“分散式”的？集中式创新更加类似于政府主导的创新，而分散式创新则更加类似于市场驱动的创新。我们应该把创新视为一种公共产品，还是一种私人产品？我们也看到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与“闭源”存在大量讨论。模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人工智能之后的世界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未来的世界究竟会走向由少数精英垄断思想和创新，还是会将这些思想和创新与全世界分享？这就是理论层面的讨论。

在最后几章中，我们讨论了中国未来10年的战略，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不称王”。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未来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性共存的世界。第二是“稳市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未来世界将形成若干个较大的经济板块。对于中国而言，锚定、稳定亚洲市场将是有利的。第三是“谋共享”。也就是说，让发展成果更加广泛地共享。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三个方面的战略。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框架

全球失衡（再平衡）的现象、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政策框架

现在国际上，尤其是美、欧广泛讨论的问题是所谓全球失衡，美、欧政策界、学术界、社会舆论主要关注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顺差强劲增长，以及给美、欧制造业带来的压力，甚至讨论美、欧如何管理“制造业衰落”，如何实现“制造业复兴”等问题。美、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因为这种片面性，也就不容易找到问题所在，不容易找到政策对策。

从我们的理论框架出发，所谓“全球失衡”是实体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的根本性错位的一种表现。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失衡”，全球失衡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失衡，它实际上是制造业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结构失衡。因此，解决“全球失衡”，实现“全球再平衡”的政策，依赖于对实体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的根本性错位的再平衡。

我先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目前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市场的份额大约占45%。欧元大约占15%，这与欧盟GDP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目前大约占4%。美国的政策是希望美元继续保持全球超级强势货币，也就是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但是，如果美国希望实现再工业化，它同时也应该接受美元一定程度地弱化。因为现在美国有太多资源集中在金融部门，而出口部门和制造业相对较弱。从国民经济结构来看，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美元、金融行业一定程度地弱化，否则“制造业复兴”不可能实现。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元弱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其他主要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得到强化。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框架：美元仍然保持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但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更加均衡。比如，假设美国目前45%的全球份额下降10个百分点，而人民币的份额增加10个百分点。那么，你会看到，美元占35%，欧元占15%，人民币占15%。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货币体系就会更加均衡。一方面，美元依然是超强货币，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元适度弱化，美国也可以实现其再工业化目标。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出口，例如电动汽车以及其他制造业产品，目前非常强。我们同样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制造业体系的框架应该是什么样的，美国、欧洲要管理的“制造业衰落”的最低标准是什么？现在，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大约是30%。欧盟大约是15%，美国大约是18%。

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认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可能很快达到40%，甚至可能达到50%。我们能不能假设，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世界份额，维持在35%到40%之间，也让给美、欧10%，将来欧盟的制造业份额维持在15%，美国的制造业份额维持在15%到20%之间？提供这样一个目标，为“有管理的贸易”提供一个基础。

所以，美欧提到的“有管理的贸易”，需要有一个基准。这个基准，就是解决实体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错位。如果美欧真的向中国提要求，“你把制造业的增长规模降下来，你的制造业发展得太快了。”那么，中国制造业降下来的这一部分份额，恰恰应该换成货币体系中的增加份额。因此，在这一点上，欧盟和美国也应该认识到，要解决他们的“制造业衰落”问题，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份额就应该增加。我们希望这种实体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协同的“再平衡”应该通过一种有管理的方式逐步实现，而不是以危机的方式实现。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一旦出现大国竞争，第三方国家的影响会非常大。比如，大约100年前，当法国和德国展开竞争的时候，英国的选择对和平还是冲突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在中美竞争中，欧盟的立场至关重要。

欧盟目前似乎正在试图与美国保持相对独立，试图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力量，而不是美国的跟班。但是，如果欧盟真的希望成为这样一个独立的世界力量，并且实现再工业化，那么，这需要和中国之间开展务实的合作。关键问题就在于：美国和欧盟能否采取一种理性的立场，与中国合作，对现有的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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