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化红利为何走向失衡？制造业中心迁移与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又潜藏着怎样的结构性矛盾？中美竞争的未来轨迹将如何展开？

2026年8月8日，瑞士洛桑IMD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围绕“贸易战与新世界秩序”主题展开直播对话。对话中，鞠建东结合其新著《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从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美博弈态势及中国未来战略选择等多重视角，系统回应了上述议题，并明确提出“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的战略构想。观察者网整理其演讲内容，供各位读者参考。

【演讲/鞠建东】

当前，世界格局呈现出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即美国、中国和欧洲三个主要力量。为了理解这一世界秩序，我将回顾过去500年的全球化历程。世界秩序经历了从西班牙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更迭。我认为，这一进程现在正在发生一次“范式转换”，从“霸权迭代”转向“竞争性共存”。

下面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基于一个理性主义框架，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是国家利益？因此，我将国家利益划分为长期利益、短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并以此来讨论这一问题。

大家知道阿罗不可能定理，它实际上来自经济学理论，表明难以形成一个满足所有公平条件的社会偏好加总规则。因此，我们通常会使用“潜在帕累托改进”作为基准标准。但是，现实世界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也不能给一个国家打税去补贴另外一个国家，因此，“潜在帕累托改进”这一原则实际上并不能直接适用。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实证分析和经验分析，而不是规范性分析。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封面

现有的理论，例如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关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做大“蛋糕”，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跨国的有效资源配置。而在这本书中，我加入了另外两个原则和三个定理，用来讨论如何分配这个“蛋糕”。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传统工具，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工具之一，它关注的是如何扩大全球“蛋糕”。在此基础上，我还加入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垄断利润”，它关注的是如何分配“蛋糕”；另一个是“国际分工固化所带来的增长陷阱”，它关注的是长期来看如何分配“蛋糕”。

因为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不匹配，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所谓的“锁定效应”，也就是所谓的“分化理论”，它可能使一个经济体长期锁定在低端产业或低附加值活动中。因此，追赶型经济体可能会陷入增长陷阱。这实际上讨论的就是如何分配“蛋糕”，而这会进一步产生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三个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我将其称为“局部利益冲突”；最优关税定理，对应的是“短期利益”；以及技术竞争，我将其概括为“希克斯定理”，讨论的同样是这种短期利益以及技术竞争问题。

我们在现有理论中加入了“部门规模经济”。一旦加入这一因素，会发生什么？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简单考虑一个包含两个主要部门的经济体：制造业和金融业。制造业存在部门规模经济；而金融业由于货币网络外部效应，同样存在规模经济。因此，我们看到，制造业如今呈现出一种“三足鼎立”的结构：一个是中国快速崛起形成的亚洲价值链；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价值链；另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价值链。与此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中心，全球治理体系以美国为中心。这就形成了我所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或者全球制造业结构，与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全球治理结构之间存在基本错位。

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把贸易理论建立在静态模型之上，而需要更加关注增长以及背后的微观机制。

因此，我们提出“新增长理论”：增加了增长的微观机制、“双轮驱动模型”，同时也提出了增长的中观机制，即“增长定理”。一旦我们加入部门规模经济，你会发现，无论是微观机制还是中观机制，都非常强调部门规模。因此，各个国家会围绕规模展开竞争。

关于微观机制。首先从研发开始，然后产生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进一步带来市场规模，一旦形成市场规模，就能够获得垄断利润。而拥有更多的垄断利润之后，又可以投入新一轮研发。因此，我把这一过程称为“双轮驱动”，即创新与市场之间形成一个循环。但是在这个循环中，微观机制里的“市场规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微观机制和中观机制的核心。

关于增长理论，我们在另一篇论文中证明，一个经济体要维持长期增长，其充分必要条件是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从低附加值产品向中等附加值产品，再向高附加值产品不断升级。因此存在一个动态过程：新产品进入市场，同时旧产品逐渐退出市场。例如，传统燃油汽车正在逐步退出市场，而电动汽车（EV）正在进入市场。一旦存在这样的产业升级，基本上我们就会看到市场失灵。而一旦出现市场失灵，为了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自由市场，同时也需要政府干预。特别是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产业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2023年10月拍摄的蔚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内景。 新华社

接下来，我将解释一个“6×3×5”大国竞争框架。

这里的“6”代表六个关键领域：制造、技术、金融、军事，这是其中的4个核心领域，而其前提条件则包括制造业和经济总量。中国在2010年实现了制造业规模对美国的追赶；2016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0%。因此从2016年开始，美国和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我所说的“大国竞争”阶段。所以，从这个框架来看，我认为，大国竞争背后存在根本性的经济驱动因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与此同时，大国竞争还有三个要素：两国之间的相对实力，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及第三方效应。

我将中美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属于对抗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至2015年，这是“小国—大国”阶段——中国当时是一个小国，而美国是一个大国。

第三个阶段是2016年至2035年，这是“大国竞争第一阶段”。之所以把2035年作为节点，是因为根据我们的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35年左右追赶上美国。但是，当中国在2035年左右实现这一追赶之后，仍然会有一些领域存在差距，如技术、军事、金融、全球治理等。

因此，接下来可能还需要经历另外30多年，中国才能在技术、金融、军事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进一步实现追赶。

最终，在2061年以后，世界将进入一种新的秩序，也就是我所说的“竞争性共存”。在这一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中国以及——如果我们目前的预测是正确的——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经济体将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和欧盟。这将构成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秩序演变的第五个阶段。

接下来，我也试图解释当前中国的贸易政策究竟是什么。这里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分析，更多是从学术角度出发。

中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镜像策略”。其基本逻辑是，中国方面采取的任何报复性措施，最终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合作。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情况讲起。当一个国家需要在合作与对抗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知道，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纳什均衡，也就是“囚徒困境”：最终两个国家都会选择对抗。那么，如何打破这个囚徒困境？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可信地承诺采取“镜像策略”，其基本含义就是：如果对方选择合作，我就选择合作；如果对方选择对抗，我就选择对抗。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将变成双方相互合作。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采取了稀土出口管制以及其他一些管制措施。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镜像策略”，是对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出口管制的“镜像策略”。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中国至今为止实行的绝大部分贸易管理政策，包括关税，包括出口管制，包括对跨国企业的管辖，都是“镜像策略”，都是对方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的“镜像”，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大家注意这个“镜像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合作，为了实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不得不“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只有当中国这种镜像策略是言而可信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合作，而不是走向对抗，对方无论处于什么目的，也不会“侥幸而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