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建议建立中央、省、县三级疫情防控体系，以县（区）为决策单位，按照疫情的情况确定隔离强度。以100万人口的县（区）为例，防控体系需要什么呢？100万人，万分之一的疫情就是100人。按照万分之一的疫情标准建防控体系，需要有定点医院接受重症、方舱医院接受轻症、然后是隔离、检测体系。县（区）都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防控体系，独立完成抽样检测、发现、隔离、检查、治疗全过程。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县（区），比如说北京市朝阳区，发现1个确诊病人，同时找到100个接触人员，那么在立即隔离病人和接触病人的同时，朝阳区要实行什么强度的隔离措施？是病人小区隔离，还是整个朝阳区隔离？与此同时，北京市的其他区要实行什么样的隔离措施？像现在这样，北京市区内（除输入性病人以外）已经很多天没有确诊病人了，但是洗衣机修理工要进我住的小区，还是需要预约、填表一大堆，光是进小区门就多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小区需要这样的隔离强度吗？

现在这样的隔离强度，不是最优隔离强度，也就是说隔离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大大高于疫情成本。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和病毒共存，也就是有人感染是个概率事件，总会发生，无法避免。我们需要做不是杜绝有人感染，这个我们做不到，而是控制病毒传播，并且以最低的成本来控制病毒传播。要最优地控制病毒传播，就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模型模拟、测算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拍脑袋。

第二，系统防控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疫情防控的科研创新，目前各国都在进行。主要是医学科技创新，一是检测，二是疫苗。我们清华已经有一些项目参与其中。目前看来，我们的疫情检测技术和疫苗研发都走在世界前沿。

但是，如果疫苗在18个月还没有成熟，那么我们的体系防控更加迫切需要的是疫情经济学模型模拟。疫情经济学模型需要将病毒传播模型和新地理经济模型相结合，进行计算机模拟。我们需要多地区的模型病毒传播模型，一个地区发生疫情了，需要考虑其他地区的传播概率，然后确定不同地区的最优隔离强度。

从学术角度来说，病毒传播模型的学术研究是成熟的。隔离强度对经济的影响可以用新地理贸易模型来模拟。最近10多年来，新地理贸易模型日益发展成熟。但是，将病毒传播模型和新地理贸易模型相结合却是一个挑战。这几个月来，欧洲、美国迅速的涌现出了所谓疫情经济学，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文章。但是我们在疫情经济学模型的研究，却是大大落后的。所以我们的防控隔离措施还没有建立在病毒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之上。

关于疫情防控的科研攻关上，我们高度重视医学研究，高度重视检测、疫苗的研究，却对疫情经济学模型的研究不重视，甚至没有起步。所以疫情隔离措施还做不到精准、最优。我国需要立即投入到疫情经济学模型的科研攻关上来，让全国、各个省、各个县（区）的疫情隔离措施建立在疫情经济学模型的模拟分析之上，而不能只是靠直觉。

建议在病毒传播与经济学研究都有较好基础的华北（北京、天津），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华南（广东、福建），华中（湖北、湖南），西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东北（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区迅速组建至少5个以上的科研团队，相互竞争，对病毒经济学模型攻关，建立全国、省、县（区）的病毒经济学的计算机模拟。

研究团队需要什么呢？1.需要经费。按照现在的科研体制，如果让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去申请各种基金项目，来不及，也不一定能批下来。2.需要研究人员。3.需要数据。我们的研究，体制内外两张皮。体制内有数据，但是不一定会做模型；高校科研人员能做模型，但不一定拿到数据。4.需要激励。科研研究人员需要发表文章。我这样的无所谓了，国家需要，我可以去做，顶多少发几篇文章。但是，团队要靠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发表文章、评职称。我们自己做的病毒经济学研究，大概英文杂志也不好发。但是，中文杂志是不是能给这些研究团队留一些空间，让病毒经济学模型的文章能在中文一流期刊上迅速发表？无论是经费、人员、数据、还是科研发表，能不能由国家组织，给疫情防控研究开一些绿色通道？

这种真刀真枪的科研攻关，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经济学研究，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做得最好，但是理论往往和实践脱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病毒经济学模型的研究，建立在实际数据之上，模型好用不好用，估计、预测得对不对，直接用数据说话。团队之间竞争，做得不好的研究团队，防疫的实践就直接淘汰了。

二、稳民生，三、稳就业

稳民生、稳就业是托底。稳民生是大家有饭吃，稳就业首先是稳企业。我们的稳民生建议是，1/3（或者1/2）收入分位数以下的所有人，按人数发放，一次性补贴一定比例的人均工资，让所有人能熬过去这几个月。预计补贴的总规模是1万亿元。

我们的稳就业建议是，减轻疫情期间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的还贷成本。对中小微企业推迟还贷一年，也可以考虑可车贷、房贷推迟还贷一年。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推迟还贷的成本由央行通过增发货币来承担。

四、稳国际金融。

美国和欧洲大规模的发钱，比如说美国的美联储通过无限制的提供流动性，来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这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规模的放水，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

所以，稳定我国的国际金融市场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建议是建防火墙，即一个累进的跨境资本流动税。在资本正常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税是0，跨境成本流动是0；如果资本流动异常加大到一定程度，比如现在外汇的交易量大概是500个亿，如果异常加大到2倍1000个亿了，这个税就会启动，累进税率是指资本流出的量越大，税率也就越高。我们并不需要禁止资本外流，如果完全禁止资本外流成本太高。如果最高的边际税率达到30%，大概也就足够防止金融攻击了。

跨境资本流动税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开户费。因为累计的边际税率是越来越高的，为了防止避税，所以需要有开户费。帐户越多，开户费也越高，另一部分是累进税，流量越大边际税率越高。我们的设计，是开户费和累计税率的组合。模拟表明，第一，每个投资者，不管他的资本流量有多大，都不会开超过5个账户。第二，通过累进的边际税率，没有投资者愿意资本流出量超过正常量的三倍，这样国际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这样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的设计，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使得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发生。也就是说，跨境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既然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那么这个税就是零。即资本流动是自由的。在资本流动防火墙建立的同时，放开汇率，实现干净浮动。

中美的谈判

中美谈判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首先，美国财长姆努钦谈到在第二阶段达成之前，第一阶段的关税需要保留。其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份提出，希望解决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及产能过剩、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及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谈判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全球秩序

疫情的危机冲击了全球的秩序，我们需要去理解，目前全球失序的状态，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从国际关系方面分析，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做出了总结，产生了霸权稳定论，他认为1929-193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持续十年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秩序失序。

那么世界秩序失序的原因是当时的作为主导国家或者叫霸权国家的英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发挥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者的作用，而有能力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一直到1936年都拒绝扮演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角色。所以他认为世界秩序领导者的缺失，对上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他的看法是，要使世界经济趋于稳定，就必须有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因为世界秩序是一个公共品，他认为提供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国家。

讨论国际政治，比较有影响的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保护各个国家的安全。他认为大国都具有一定的进攻性的军事能力，一个大国没有办法确定其它国家是否有敌意，大国高度重视生存，且国家是理性行为者，都要使生存机会最大化，这样他就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大国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是猜疑的；第二，大国应该采取自助的原则；第三，权利最大化，大国安全保障就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成为霸权国家，至少是区域性霸权国家。

从三个原则去推，米尔斯海默的结论很简单：中美必有一战。

2019年我和其他10位中美经济学教授和法学家一起做了一个研究，提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出路——第三条出路。

其中我自己提出了竞争共存的四项原则，我个人认为大国关系不是一定要有个霸权国家，也不一定是中美必有一战，可以是竞争共存的。因为中美两国关系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表现在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比如我们现在买他的农产品，也有竞争的部分，比如说我们5G技术的竞争，也有对抗的部分，比如军事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