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否令人满意，事实是，一个参与全球核俱乐部的大国，不可能有盟友。联合国安理会五大拥核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由五国的军事实力所决定。按照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观点，五大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促成了另一种永远的“冷战”态势——在五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这场“战争”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有时的表现形式甚至是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即便如此，没有一个大国会真正把伙伴的利益与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捆绑。

因此，当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与美国正式盟友的主权有矛盾时，美国对其盟友利益的保护举措并不是非常明显，抑或俄罗斯没有将自己盟友的利益视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我们都不必表示惊讶。特别是，当事态不是关于盟友的生存问题，而是其能力的变化消长时，大国的选择更会如此。在国际关系中，较强的国家不会为较弱国家的利益而斗争。例外的情况是，当较强国家的生存问题直接取决于其小伙伴的利益受到怎样的保护，这个时候强国会出手加以保护。正如我们所见，此种情况只能由地理位置来决定，比如大国在邻国有重要的战略部署。除此之外，即便较弱国家对临近大国保持忠诚，他们也很难证明自身对于大国的价值。

特别是谈到与核大国的关系时，考虑到五国中实力最弱的英国和法国都可以独立解决生存问题，要想让一流核大国相信盟友的利益对其而言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是不容易的。俄罗斯正是处于这种状态，在评判俄罗斯当前周边局势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点。

国际关系史中鲜有这样的案例——我们可以称之为盟友关系。特别是在谈到实力大不相同的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可以将英国、苏联、美国在二战时期的合作视为盟友关系的理想案例：拥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实力，拥有共同的目标，即消灭执行侵略性政策的德国，这些保证了同盟关系在数年内的稳定。美国核武器的制造，终结了这一联盟，迅速地、不可逆地造成了力量失衡，并且已经战胜了共同的敌人。1813年打败法国的大国联盟也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俄罗斯、普鲁士、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分歧如此之大，因此不得不将法国重新归入到大国之列，以求达到力量平衡。

“俄、中、英、美、法称没有人能赢得核战争”，英国路透社对联合声明的报道截图

美国、英国以及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建立在华盛顿军事绝对优势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北大西洋联盟从建立之日起的中心问题就是，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了保护盟友的利益来承担风险。英国和法国在1956年、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英国在与阿根廷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冲突中，都充分体会到，其盟主（美国）只会在触及自身直接利益的地方施以援手。

只有在对于保障自身利益必不可少的时候，大国才会创建正式的同盟关系机制。例如在出现军事冲突时，盟国关系有助于军事力量的部署和资源的分配。但是随着威胁降低或者自身技术能力提升，盟友的价值就变得多余。这样，小伙伴是否有权在原则上对盟友关系有所期许呢？是的，是有权的，如果国际环境对其有利，并且大国由于自身利益而需要其所在地区的话。例如，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的驻军，在五年期满（为了完成人道主义使命而需要的时间）后的前景，将完全取决于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俄罗斯在该地区内参与两国事务，具有道义上的、而不是自私的特点，关于这一点，俄罗斯总统在2020年瓦尔代会议期间同与会者见面，提及不能重复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时，有清晰的阐释。

有人从理论上简单地认为，俄罗斯和原苏联空间内其他国家共同建立的多边合作关系，主要是俄罗斯国际政策软弱性或者强大的外在因素作用的产物。虽然毫无疑问的是，在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正是这种逻辑，但是需要注意，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2015年），是在莫斯科已经拥有了重回大国政治所必需的条件之后。

有些人赞同，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是有利的。他们的论证，在这里有令人信服的支撑。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俄罗斯在决议的通过机制上，与其他实力无法与之相匹配的国家分享着同样的权利；俄罗斯的开支大大减少，因为在这里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是共同解决的。

认为俄罗斯对保留境外义务有十分的兴趣，这种观点荒谬至极。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投入并不比其他大国更高，并且在各地有着越来越明显减弱的趋势。我们不能说，与哪个第三国结盟，对俄罗斯、中国或美国的生存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世界和平越来越多地不是维系于复杂的制度体系，而是取决于各国对关键军事决策的理性认识。

在国际机构中通过决议时，美国或欧洲动员盟友的能力，在现实中意义不大。如果这些决议是反对国际社会弱小成员的话，那么最坏的情况是这些弱小国家依旧像原来一样处于劣势。而如果是反对强国，比如中国或俄罗斯，结果就不会顺利，也没有决定性意义，这改变不了中俄。莫斯科和北京没有美国含义上之盟友的事实，在国际政治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中，并不会因此缺失什么。但如果中俄之间建立正式的联盟，国际体系就会处于革命的边缘，因为这种实力相当的国家建立联盟，势必需要确定共同的目标和敌人。

谈及大国与力量不匹配国家间结盟的现象，从概念上讲有两个复杂问题。一是，这种关系是不需要的；二是，也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但如果我们在谈结盟时，实际上指的是不平等的关系状态，则有必要使用其他术语，而不是“盟友”。就像一位备受尊敬的亚美尼亚同事在2020年10月初指出的，“认为俄罗斯应当替亚美尼亚的利益而战，这是一种错觉，事实是亚美尼亚应当为俄罗斯的利益而争”。也就是说，一个基于理性评估的国家，应该有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逻辑是，其自身在大国利益体系中的位置，不仅是主观自我评价的结果，而且要力求反映客观事实。

三、克制的美德

大国正在失去履行多余义务的兴趣，个别欧洲强国是最后的例外，但其有限的能力本身，也说明规避义务的必要性，如果不能这么明说的话，也该实际这么做。这一过程是客观的，并且没有根据认为是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