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罗斯的韧性正在受到削弱

“大三角”的另一边，俄罗斯面对西方空前的制裁浪潮，已经坚持很久了。SWIFT被切断、外汇储备被冻结、出口遭遇集中管制，累计制裁措施达上万项……在制裁中，俄罗斯通过一系列手段，包括能源价格的阶段性高企、资本管制的有效实施、卢布汇率的刚性管控、能源与货币结算的深度绑定、军工企业的订单拉动，以及组织转口贸易和影子船队，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和2024年GDP分别实现4.1%和4.9%的增长。

无论是乌克兰战场面对整个北约体系的支持，还是大后方成功撕开西方制裁的缺口，俄罗斯的坚挺也证明了自己确实还属于“大三角”中的一极。

但俄罗斯也是“大三角”里最脆弱的那一个，2025年经济增速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官方承认的数据也仅有1%。战场形势的焦灼使得成果变现难以追上回报收益，“以战养战”愈发难以实现。

5月17日俄罗斯莫斯科市和多处能源设施遭遇乌克兰近期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如今俄罗斯军工行业对经济大盘的支持已经是边际效用递减，乃至呈现出失速征兆。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2025年工业产出增长仅为1%，远低于2024年的5.6%。

并且俄罗斯近期的能源生产和社会秩序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据统计，2026年年初以来，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炼油厂数量翻了一番，完全停产或大幅减少运营的炼油产线，已经占到俄罗斯全国炼油产能1/4。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城市近期遭受乌克兰袭击的频次也开始回升，基本生活秩序遭遇的干扰，也将传导到生产当中。

长期的战争与制裁终究在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和韧性，其通胀率长期高于央行目标，基准利率长期处于高位，严重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西方技术制裁的后果正在不断显现，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购买的芯片中有超过80%来自东方，且以民用级别的落后制程为主。俄罗斯多次被曝出试图以走私形式从西方国家和土耳其采购先进芯片，但供应量极不稳定。这不仅影响到俄罗斯在战场上关键装备的精确制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领域正被越拉越远。

总之，如今的俄罗斯正处于缓慢失血的状态。

也正因此，强化对华合作关系是当前俄罗斯所急需的。此次普京来访被戏称为“搬空克里姆林宫的访问”，双方签署了两份声明、20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宣布了20项双边文件，这42份文件涵盖工业、交通、核能等多个合作领域。

当然，俄罗斯依然是“大三角”中的一角，仍然保有一定的筹码。集安组织仍保有一定的影响力，俄罗斯在中东、东北亚和非洲的战略影响还在深化。本次访华未能如之前预期的那样签订“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合同。多个信源显示，双方对管线走向和天然气价格仍存在分歧，在欧盟正在逐渐要求收紧对俄天然气进口的背景下，中俄还有如此博弈，也可见俄罗斯尚有腾挪空间。

三、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失序的世界

在“大三角”以外的世界，也正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一是供求两端都已经走到了“东升西落、南北重组”的前夜。上世纪80年代，G7占全球GDP约一半，如今已经不足30%，而金砖国家已经实现了反超并且差距还在越拉越大。至于制造业份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在急剧逆转。

实现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在1990年占全球份额高达74%，到2022年仅有49%。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由2000年的75%收缩至2022年的56%，预计再过几年同样将跌破一半份额。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收入提高，也将刺激需求，预计到205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需求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这将极大地改写消费市场的格局。

二是发达国家自身内部发展模式的问题，刺激它们做出“内忧外偿”的破坏性动作。大量传统发达国家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更为聚焦服务行业、以商业品牌运营和金融市场预期引导，以赚取和套现超额收益，并建设高福利社会。它们的内部发展模式既依赖对外剥削，但又不得不面临对外剥削能力不断衰减的矛盾局面，最终这种模式也将难以为继。

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纷纷大量消耗储蓄、扩大负债与赤字的同时，类似美国那样的通胀正在持续蔓延，人们的购买力和生活体验也随之不断滑坡。在欧洲，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GDP与收入、获得感的分化愈演愈烈，一旦再遭遇到疫情与俄乌冲突这样的“黑天鹅”，极有可能会惊起一排“灰犀牛”。

以老欧洲为代表的这批发达国家，一边错过科技革命，自身的终端品牌不断被境外收购；一边面临产业与资本外流，传统的经济格局难以为继。在既不甘心被超越、又坐吃山空的两难处境下，加上中东欧部分国家对自身安全的历史性焦虑，如今的欧洲已成为“弃约精神”、大国操弄与地缘拱火的高发地带。从“安世之乱”到英国强推钢铁公司国有化，从北约东扩到俄乌冲突，再到针对“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的无端指责——欧盟正处于举措失当、战略焦虑的困顿期。

三是南方国家内部也正在出现分化，有资源禀赋的国家民粹还会抬头。过去几十年，美西方金融带动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南方国家的发展同样越来越依赖债务驱动。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规模在过去20年扩张了4倍，利息净支出到2023年就已高达8470亿美元，两年内增长了26%，至少有54个发展中国家，将至少10%的财政支出用于还利息，每年还债支出超过医疗和教育的国家，累计人口已经高达33亿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增长对比。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面临某种形式的债务困境。为了避免债务违约，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债务驱动投资的空间遭到了压缩，由此也会进一步削弱其抗风险能力，放大他们在面临国际秩序震荡、地区冲突、能源危机、大国长臂管辖乃至自然气候问题时的风险敞口。

在这样超发债务、货币没处去的全球动荡下，货币一旦扭曲，掌握“货”的就将比掌握“币”的更重要。拥有特定资源、航道、或在生产销售环节占据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会更得到重视，也必然将不断受到美西方的拉拢和威压，各种“集体西方”底色的排他性联盟，或被西方国家以国内法制裁要求配合为由协助其长臂管辖，或在经贸与技术合作协议中被塞入对特定第三方的“毒丸条款”……而这些突破原有国际规则默契的做法，也将刺激他们以手中的资源为武器，对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国家坐地起价。

也正因此，在未来至少十年内，我们将看到本位主义、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形成各种激流险滩。头部的超级大国带头拆毁规则，传统的发达国家纷纷弃约，南方国家在经济压力下可能债务组团违约，掌握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在规则与违规间坐地起价、左右逢源，这背后的问题则是发达国家超额收益与实际能力长期脱节，通过全球化1.0造成了反噬。

要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整个南方国家团结起来，探索能够保障各自合法合理权益的新秩序，这可以说是新时代国际政治的“得民心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