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在曼德拉和他的立法同事眼里，美国的这个模式是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有效限制方法。假如国家万不得已进入了紧急状态模式，它也必须遵守宪法的种种约束，而这些约束内在的意义是由中立的大法官们阐释的。

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91年12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图片来源：联合国

然而，让南非宪法成为一个神话的并不是其内在的宪政精神，而是它的人权法案的“进步性”。

1977年，捷克法学家莱尔·瓦萨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一篇论文，里面将人权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他所谓的三代。其中第一代人权法案是公民权和政治权法案，里面包括生命权、法律面前平等权、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和信仰自由权等，这也是西方人权法案的基础，主要以消极保护人权不受侵犯为主要目的。

第二代人权法案是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公民享有食物、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权利。在瓦萨克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这第二代人权尤为重要，这些不是消极性权利，而是积极性权利，是政府必须在施政中努力去完成的，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民众来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

瓦萨克的理论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吸收。其实，瓦萨克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两大不同体系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宪法以消极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石，而社会主义宪法不以消极保护人权为主旨，相反，写进宪法的中心内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奋斗的历史，成就以及将要实现的目标。比如中国的宪法，就是如此，2018年修正过的宪法明确写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宪法更接近国策。

南非非国大党在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谈判时，明确要求在人权法案中写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是大多数非洲宪法所没有的内容。结果便有了宪法的第26、27、29条，即分别是关于公民住房权、医疗、食品、水、社会安全和教育权条款。所以南非宪法的先进性，就是将“积极性”条款写入西方主导的“消极性”人权法案中，于是，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要适当动用各种资源积极推进南非底层民众民生的改善，并保证公民享有充分的教育权利。

新宪法也同时包含了西方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政治和公共权利。这两代权利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出现矛盾怎么办？宪法第一条例给出答案：“南非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其依赖的价值是：（a）人的尊严，平等的成就和人权和自由的成就。”

这里，不是平等权、自由权和人权，而是对这些权利的奋斗成就是南非宪法所确立的第一人权原则，这是一个积极性人权原理表述。同时，在表述中，“人的尊严”被置于这几项人权的前面，尊严并不是权利，而是对后面所有权利的内涵的说明。

人权法案在南非那里因此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它将人的权利视为需要赢得的、实现人的尊严的积极性权利；第二，它也包含保护言论自由等内容在内的西方人权条款。

这种双重特性意味着南非在立国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原则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即政府政策制定的重心放在那里？放在保护公民的政治权上，还是放在积极推动公民的经济权的获取上？从1998年后，南非逐渐放弃“重建与发展”规划，而采取全球化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政策。这可以解释政府在免费教育、进行土地再分配时经常出现的左右摇摆的政策。

也正是这个总原则和两条潜在的道路斗争，决定了今日南非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可能的前途。对这个问题从宪法演变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看法。

第一，南非即使有一天在疫情根本无法控制的时候，即在贫民窟和医疗资源缺乏的乡间蔓延的时候，这个国家也不会采取“群体免疫”的政策。“群体免疫”这个想法，也只有在功利主义思想盛行的英国和荷兰，可以被堂而皇之的提出，而这两个国家不幸的是，恰恰是过去殖民南非的两个国家。种族隔离实行的黑人灭绝政策与“群体免疫”理论异曲同工。

所谓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快乐最大化的原则，在今日，就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达到此目的，手段无足轻重，牺牲生命可以被作为手段来使用，手段本身没有正义性问题。

然而，经过康德思想熏陶的又渡过纳粹统治黑暗时代的德国，已经将人的个体尊严和生命价值放在宪法的首位。生命的不可摧毁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生命不可以作为手段去实现大多数的善。同样经历了自己的纳粹时代的南非也是如此，保护人的尊严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人的尊严的先决条件是人的生存权。正是因为如此，南非政府才如此快速地实行了紧急状态，而且目前做得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