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怎么办到的？

文章坦言，现代核电站堪称地球上最复杂的建造工程之一。

反应堆压力容器（原子裂变在其中发生）的制造需要15厘米厚的特种钢材，需要在几十年里经受住连续不断的辐射轰击。然后，反应堆容器被安放在一个巨大的安全壳厂房里，厂房穹顶通常高达三层楼，直径超过美国国会大厦的穹顶，厂房穹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以防止发生泄漏事故。核电站使用的总长几千公里的管道和布线必须达到严格的安全标准。

为这些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融资异常困难。即使是微小的项目延误，例如需要在施工期间修改某个组成部分，也能导致借贷成本飙升。

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攻克了这一复杂流程。

文章将此归因于三点：政府支持、专攻少数反应堆型、制定明确发展目标。

首先在融资方面，国有核电集团能够获得政策性的低息贷款，这一点至关重要，有助于控制总投资成本，因为融资成本能占到造价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实行了明确的核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为行业早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电价预期。

但政策制定者们已开始减少扶持，推动核电站实现经济竞争力。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核电公司通过标准化建设少数几种反应堆型号，使得建设方能不断完善施工流程。

“这么做对实现高效规模化至关重要，”美国核能研究机构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的能源创新分析师江悦（音）说，“这意味着可以简化审批程序并优化供应链。”

此外，中国政府制定了明确的核电发展国家目标，这使得企业能放心地投资国内工厂建设和专业化工程技术团队。

在上海附近一个庞大的综合体里，巨大的反应堆压力容器正被持续锻造出来，一旦新的项目建设需要，就能马上运到那里。专业的焊接团队不间断地从一个施工现场移动到另一个施工现场。

然而，西方的情况一直有所不同。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利率上升，且监管机构频繁地收紧安全规定，导致工期延误，美国的核电建设逐渐陷入了近乎停滞的状态。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反应堆部分熔毁后，公众对灾难性事故的担忧日益加剧，使情况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私人开发商不断进行新反应堆设计试验，新设计需要不同的部件，且会带来新的复杂问题。美国的核电因缺少可预测性而走向衰落。

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这种对比变得尤为明显。

当时美国公用事业公司试图采用具有增强安全特性的AP1000新型反应堆来重振核电。建设商在这个全新技术上遇到重重困难，导致项目一再拖延，造价飙升。等到佐治亚州的这两座反应堆去年竣工时，大多数公用事业公司都不愿意再尝试建设新项目。

中国恰好在同一个时候开始建造AP1000反应堆。中国也面临了挑战，例如获得冷却剂泵的困难，以及难以预料的造价飙升问题。

然而，中国官员们不但没有放弃，而是深入研究问题症结，最终得出结论：必须调整设计，发展国内的供应链。

“中国人做得非常聪明，”核能咨询公司Alva Energy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克雷伦斯坦（James Krellenstein）说，“他们说，‘我们要暂停几年，吸取所有的经验教训’。”

美国能源部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现在正在建设九座该反应堆的改进型号CAP1000，所有这些项目都有望在五年内完工，而且造价大幅降低。一些专家说，要是当初美国没有停止建设反应堆的话，可能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就。

基建，“中国是内行”

“从大坝到高速公路，再到高铁等大型工程建设方面，中国是内行，而且管理这些项目的技能可用到别处。”咨询公司Lantau Group的电力行业顾问余德伟（David Fishman）说。

中国希望核能在减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太阳能和风能是中国增长最快的两种能源，占其零排放电力的大部分。但由于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不能全天候运行，它们需要有能按需运行的电厂作为辅助。目前，中国主要用煤炭发电来完成这个任务。增加核电能力能帮助取代煤炭，平衡可再生能源发电。中国正在加速推进核能建设，计划在本世纪中叶建成数百座反应堆。

描述完中国的核电成就，文章发出灵魂拷问：美国还能赶得上吗？

在美国，核能是少数获得两党政客支持的能源类型之一，尤其是在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就连像阿尔·戈尔这样曾经担心灾难性事故和放射性废物的环保主义者，也开始对这项技术产生兴趣。

可是，美国正在走一条截然不同的核能发展道路——更多地依赖私营部门创新，而不是政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