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美国不会对中国实施“杀伤力较大”的制裁，原因有三：

一是中美现阶段不可能“脱钩”，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会直接影响美国企业和市场；二是此举肯定会引起中方的对等反制，代价太大；三是华盛顿有很多工商界游说机构，影响力很大。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现阶段的综合实力虽强于中国，但制度韧性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如中国。

总之，美国现在对中国动手前是要三思的，很多情况下只是口头威胁。

特朗普政府去年4月对全世界强征所谓“对等关税”，几乎所有国家都屈服了，领导人带着团队到美国谈判；只有一个国家选择和美国硬刚，就是中国，即使是谈判也是在第三国谈。

去年8月，欧洲领导人集体到白宫“觐见”特朗普白宫X账号

我认为，这一轮中美谈判，不仅是一个贸易谈判，其实意义深远，代表了中美两国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重组和重塑。在当今世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唯一和美国能够平起平坐的国家就是中国。

这和8年前相比，天差地别。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挑起对华关税战。当时，中方代表团去美国谈判；白宫现场图片显示，特朗普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正中间的办公椅上，中方代表坐在对面侧角的一个小椅子上，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平等。

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是唯一一个硬刚美国的国家，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美国一些盟国面临的关税甚至比中国还高。

观察者网：近年来，《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办法》等制度已经形成基本框架，今年又出台《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等新规，并出现依据《阻断办法》阻断美国制裁措施的实际案例。请问，中国现在的反制体系处于什么阶段？

霍政欣：美国花了100多年建立了“长臂管辖”法律体系。我们是在2018年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以后，才真正开始谋划和推进自己的反制体系。

过去8年来，中国反制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从防御到攻防兼备”的发展进程。

“攻”和“防”，就好比中国涉外法治的“矛”与“盾”。“防”，指的是中国“三反”（即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治建设；“攻”，则是指我国法律的域外适用。

这些年来，我参与了《反外国制裁法》等多部涉外立法咨询工作。在我看来，我们建构反制体系的速度，在人类法律史上非常罕见。如果说，中国过去4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反制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则堪称人类法律史上的奇迹。

重要的是，中国反制立法并非对欧美经验的简单学习和借鉴，而是为全球反制立法提供新范式。例如，今年出台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本质是制度创新，已经走在世界反制立法的前列。

在创新之外，中国反制立法还有两个基本立场：一是基于合理联系原则，不像美国那样，把手伸向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和事；二是尊重国际法协商规则，不像美国那样蛮横。这两点东方智慧，恰恰证明中方的法律域外适用体系与美国的“长臂管辖”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如今，我们反制体系在有效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始终做到在国际法的框架内。我认为，中国在涉外法治领域已经独树一帜，可以为各国今后的相关立法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不用只照搬欧美模式。

观察者网：您在2024年曾指出，面对霸权国家以法律之名实施干预、制裁和“长臂管辖”，中国尚未建成全面防备体系和有效阻断机制。两年过去，这些短板补得如何？立法、执法、司法、企业合规引导、国际协同，哪个环节进展最快、哪个最滞后？

霍政欣：我国反制体系建设是一个奇迹，但由于起步晚、时间短等客观因素限制，还是存在一定短板。

早期，我们学习借鉴美国、欧盟的法律法规，摸着石头过河。但到后面，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且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空前复杂，现在只能自己探索。

目前我们面临的短板，包括工具协同机制有待完善，以及执法司法经验有待积累。

首先，当前反制工具箱的整体框架已搭建完成，但还相对比较粗糙，部分程序性条款的可操作性较弱。

现在很多企业还不是很清楚，如果碰到了外国制裁、“长臂管辖”及各类限制性歧视措施，他们该用哪一个工具箱，是《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办法》，还是《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因为有时候这些机制看起来都可以用。

这就意味着，我们仍需进一步细化明确不同工具的适用边界、协同配合机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要完善和提高立法、执法、司法的透明度。

然后，执法司法层面“善于斗争”的实践经验仍需持续积累优化。

涉外法治体系，既有斗争的一面，还有维护高水平开放的一面。目前来看，我们的一些部门似乎强调斗争的更多，强调维护高水平开放的比较少。但最终，我们应该综合、全面理解我国的战略意图，真正在执法和司法反制上做到“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观察者网：如果美国“二级制裁”的核心武器是美元、市场和科技，中方反制不能只停留在“以法律对法律”。中国真正要降低美国“长臂管辖”的威慑力，最关键的突破口是什么？

霍政欣：对中国来说，突破口和美国的支柱其实是一样的——市场、科技和金融。

关于市场，我们要坚持推进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现在互联网上有一种声音，即面对美国制裁时要以牙还牙，例如，“美国禁了我们的相关企业，我们就要赶走苹果等美国企业”。我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片面的、“民粹主义”想法，既不符合中方一贯立场，也不符合长期战略。

市场，恰恰才是最大的反制力量。

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中方批准特斯拉在上海建立全资超级工厂。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来应对美国关税壁垒，而不是搞技术层面的以牙还牙。现在回过头来看，特斯拉入华8年，实际上发挥了鲶鱼效应，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另外，美国工商资本界对美国对外政策有很大发言权，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例如，马斯克影响力很大，但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发表过对华过于负面的言论。一方面，他本人可能对中国感受很好；另一个方面，也许是因为他在华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扩大开放，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他们就会成为美国搞“脱钩”时的一个重要阻断力量。

8月11日，马斯克母子：强烈推荐去中国看看

中方多次强调，我们加强外商投资立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因此，不论是为了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为了反制美国脱钩断链，我们都要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在涉外法治建设方面要讲斗争、也要讲发展。

在科技层面也是如此。我们企业以往在科技领域受制于人，所以才会被美国“卡脖子”。因此，科技自立自强也是我们破解美国“长臂管辖”的一个突破口。

然后，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加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数据显示，在全球支付金额中，美元占比仍高达50%以上；人民币占比低于3%，实力与之相差悬殊。若有朝一日，人民币占比上升至10%以上，美元下降至30%左右，美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滥用美元霸权。

观察者网：中美元首会晤在即。您认为，如果美国在这个时间点继续扩大对华制裁，中国现有的法律“工具箱”是否已经准备好真正拿出来用？

霍政欣：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元首会晤之前，两国之间的较量往往会比较激烈。因此，不排除美国近一段时间内再次对华“极限施压”，试图借此增加谈判筹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大体相当的反制工具，否则我们谈判就处于下风了。

中国这些年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丰富，也已储备充足的对等反制工具。对于中国通过反制实现战略平衡，最终推动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谈判结果，我是有信心的。

去年10月，中美在吉隆坡举行经贸磋商。磋商结束后，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说了一句话：“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

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我还是持比较乐观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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