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不说西方制度本身一直包含有很严重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机，更不说其是否能够适用于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即使西方国家的制度及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西方各国从制度上看也包含很大差异，其价值至少在轻重缓急排序上也各不相同，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

例如“民主”这面旗，只是冷战结束以后才被西方竖起来的。在冷战开始开始后很长一段时期，恰恰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叫做民主国家阵营，西方当时叫做自由世界，所以东德那时被称为“民主德国”，西德被称为“自由德国”，我们建立的是实行人民民主的人民共和国，而蒋介石集团跑到台湾之后，也宣称他们是“自由中国”，并且在很长时期内根本没有民主可言（香港也一样）。

其实，美国为了冷战，那时一直在支持各类军人、独裁和法西斯政权，甚至不惜用军事政变等方式扶持这类政权上台。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自己进行了再包装，除了“自由”旗以外又举起了“民主”和“人权”的旗。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本来是“自由、平等、博爱”，现在“平等”基本上不讲了，因为西方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美国的严重族群撕裂和社会分裂等也使其再谈博爱已经越来越没有资格，或者越来越虚伪。其实不仅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高扬平等的大旗，美国宪法的第一句也是“人人生而平等”。现在不讲“平等”却大讲“民主”，使民主成了无源之水。 即使“自由”，美国自身的历史充分表明，自由并非没有代价（freedom is not free），包括黑人、妇女的选举权等各种公民权都是一点点斗争争来的，直到现在美国的族群矛盾、性别不平等、贫富矛盾仍旧很突出、很尖锐，有些方面还在恶化。否则冷战结束后也不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最近的“黑命贵”了。

美国弗洛伊德案主犯德里克·肖万以及案发时场景。美媒资料图

所以，马克思当年分析资本的规律和秘密时，分析过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平等”的虚伪性，因为这些只是（或本质上是）针对有财产的少数人、上层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了财产权才会有（也才需要）政治权利，有了政治权利才有在议会、党团和媒体上“发声”和设置议题和订立规则的权利，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结构下的“法律”是对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认可，本质上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描述以及其正当性、合理性的法律论证。当然，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也必定要使用一些美丽的辞藻，如当今被西方政客挂在嘴上的自由、人权、民主，也包括用“平等”来掩盖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所构建的价值体系，包括其所谓的“价值同盟”，所遵循路数是“同，而后和”，即你必须先与我一样，然后才有和平合作，他们似乎从未尝试、也从未想过中国“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和真正的多元一体。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和价值冲击，试图继续维护冷战的“胜利果实”、巩固既成的利益结构、价值体系和话语优势，也是西方集团的必然的选择。

但是，即使美国在拜登时期完全回归到了传统政治套路，前一阵丹麦爆出的窃听丑闻也表明，西方俱乐部内也不是真是一家人，或者说，即使“西方一家”也不是彼此平等的。这次拜登虽高喊多边主义和“美国回来了”，但从访欧实际结果来看，欧洲各国也没有完全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与美国对表，没有都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或敌手，同时，欧洲内部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即使欧盟或欧洲的主要国家也想统一“口径”，一致对华，但也做不到。

如果再考虑到美国现在本身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的族群撕裂、政治上越来越严重的两党极化，使得美国在除了“中国是主要对手”这一议题上似乎能达成共识外，其他任何议题、包括具体怎么对付中国都难以达成共识。

因此，虽然拜登时期即使他真的想让“美国回来”并再度“一统江湖”充当西方世界的霸主，也不可能如二战结束、冷战结束时那样一呼百应甚至“一超独霸”了。

刚与拜登签署《新大西洋宪章》的英国首相约翰逊，随后于北约峰会上表示“不想与中国进行新冷战”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您研究美国多年，依您看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看待如今的美国？

黄平：我们当然绝不应低估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整个西方世界里美国依旧还是最强的，尽管特朗普4年砸碎了很多瓶瓶罐罐，但是第一，美国的存量还在、还很强，第二呢，美国的盟国、盟友还不少，第三就是“民主”“人权”这套说辞，虚伪也罢、双标也罢，但在西方依旧是具有很大正当性或迷惑性的叙述，甚至也迷惑了很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从而构成了一种很强话语权力，因此，美国也仍然具有（不仅是在西方集团中）很强的议题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

话语权力（discursive power）也被一些人看做是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以外的“第四权力”，其不仅相对独立，同时也在不断论证前面三种权力的正当性，从而占据道义制高点。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世界（不仅是其媒体）能开口闭口就任意指责中国和俄国，或其他他们看不顺眼也没有听从他们的国家，说这些国家违背了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掌握了这样的话语权力（不仅是体现在媒体上），美国和西方不但可以论证其经济-政治-军事霸权的正当性，同样可以为其外交和军事行动辩护，即使这些行动是去一些国家去进行颜色革命、政权颠覆，其作用甚至远超过了数量意义上西方拥有多少报纸、媒体、广播、电视、出版和新媒体。

但另一方面，今天的美国已再不像二战结束或冷战结束时那么如日中天。1945年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战胜国，其国家实力举世公认，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战胜国，但是他们在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且战后的欧洲大陆千疮百孔，满目疮痍。而美国通过战争不仅大发横财，还顺势推出马歇尔计划帮助“复兴欧洲”，复兴对象也包括德国、日本这些战败国。

那时的美国在西方世界完全占据了政治和道德制高点，既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而且经济与军等事实力最为雄厚。美国还接连构建了布雷斯顿森林体系，通过世界银行、IMF等整整一套制度和机构，确保美国对新世界秩序的支配，并通过冷战，美国又把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塑造成“专制”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他们自己则被打造成了“自由世界的灯塔”。苏联解体之后，有那么昙花一现的一段时间，美国也确实显得是一超独霸。

然而很快，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一场华尔街金融风暴让美国的财政预算双赤字处于更加严重的窘况，而且经济与社会政治问题也都愈演愈烈。不仅美国经济走缓、资本外流、基础设施严重老化退化，而且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虚拟经济泡沫化都无法根本改变，特朗普几年下来，贸易还更加不平衡了，今天的美国依旧处在虚拟摆不掉、实体回不去的困境。

其实早在奥巴马一上来时，他也希望制造业能重回美国，但结构性问题绝非一两个法案、个别政策或政党轮替所能根本改变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仅凭虚拟经济或靠金融与金融衍生品，综合国力是难以恢复的。

现在美国靠战争发财的传统老路也不再行得通了，自二战以后可以说美国打的所有仗都是“赔钱买卖”。何况现在还有如此严重的族群撕裂和政治极化，几乎在所有话题上都矛盾重重，难以达成共识。

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低估美国现有的存量和实力，另一方面对美国的一些动作也不必太过紧张。老话讲战略藐视加战术重视，仍是应对“美国回来了”的良方。

拜登在G7峰会提出全球基建计划，全称“重返更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

比如，美国提出了巨额的基础设施计划，但是钱从哪来？谁来出？出了怎么用？建设队伍在哪儿？要建什么？这些现在都不清楚。而美国和西方口中一直念叨“民主+市场”才是“最理性、最公平，因而最有效”的选择， 既然西方这方面“最强”，既然中国没有按照这一套来做，那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中国威胁？中国没走西方的路，西方不是应该很得意吗？怎么中国又成了“最大威胁”或头号对手？逻辑上都是自相矛盾。

固然拜登是老政客了，从政经验很丰富，他也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咄咄逼人，在盟友盟国面前更不会直接摆出一幅高人一等的姿态。但如果美国本身的大国之气已经没有了或正逐渐丧失，就不会因为拜登说了什么而根本改变。美国在民主党治下应该确实是想“回归常态”，包括利益上也拉拢盟国，而不仅是“价值回归”，但是也必须得能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才能让别人听你的、跟你走，国际上大家都很务实，不是仅有所谓“共同价值”就能结成牢固同盟的，我们别忘了欧洲历史上可是自己跟自己打得血肉横飞、你死我活，何况国际关系上还一直有所谓“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之说。

看清这些之后，我们就会更加明白，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脚踏实地继续坚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自己，就会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也就会越走越稳、越走越好，在世界上影响力也会逐步增大。这样，其实也就无所谓美国怎么去拉盟结帮，无所谓“美国回来了”与否，更无所谓七国峰会或北约峰会、美欧峰会是否发了什么新的联合公报，其中有没有什么新的“提法”，更不在乎是否又建起立了所谓的“价值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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