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预期的结果”为何如此重要？这不在于结果会不会事与愿违。

卡梅伦并真不想脱欧，马克龙没想到燃油税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黄马甲”运动，就像撒切尔夫人当年加了几十镑的“人头税”，没想到就被党内老臣质疑，还导致了她下台。

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一个确定性？

中欧关系，一直是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关系里最重要关系之一。如果说，中美关系一直是最要稳定住的双边关系，中俄关系是最为稳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中欧关系至少是中美、中俄之后又重要又确定的一对关系。

一方面，合作中有巨大的互补性，彼此之间互有需要，且能互补；另一方面，欧洲的经验、欧洲的个案，欧洲内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解决好我们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也有借鉴。

各种不确定里，中欧关系里的这些方面，毕竟是一个稳定性、稳压剂，一种确定性。

今天，我们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沃伦斯坦所说的“18世纪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的时代？或者，吉登斯所说的“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

18世纪以来欧洲关于平等与自由的争论或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福山曾很自信地给出了与他的老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完全不同的结果——终结于美式西方民主，那场西欧意义上的争论随着苏联解体划上句号。

亨廷顿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又重新回到了文明的冲突时代。亨廷顿的文章1990年代发表后，还专门组织过一场讨论，请了十来个人，他请大家来批评，最后剩了五分钟给自己答辩，答辩词英文就三个字：“If not? What?（“如果不是文明冲突，那你们说是什么？”）其实，真的问题是，18世纪以来的那套知识体系走向终结了，从二十世纪前七十年代开始，就进入利奥塔所写的《后现代状况》，进入了不确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时期。

不确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从中国的辩证思维而言，挑战是危，但可以变成机，既然不确定，那就给了我们希望。如果西方称霸世界是早就确定了的，那么中国的复兴就再无机会。不确定性从国际关系而言，就是世界秩序重新洗牌、重新组合，不仅是有挑战，也有危机、有陷阱、有难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前经历了一战和几百年战争的欧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战后也确实换来了七十多年的和平，尤其是现在的西欧北欧。中间虽有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也可以叫冷和平、“核恐怖平衡”，但没有真打起来。

在和平条件下，社会发展了、繁荣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在解决之中，虽然有老龄化这样的巨大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有“一超独霸”的短暂幻觉，也遇到过小挑战，如“9、11”恐怖袭击和美国指称的几个小的所谓“流氓国家”。

但是现在，不但非洲的贫困／发展问题没解决，中东也越来越乱，还有各种地区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气候变化是其一，还有疾病传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

宗教极端主义也未必一定就有宗教背景，他们也不需要组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和国家，但能通过极端行为包括微型、小型的极端行为造成大的后果。

原来的亚非拉寻求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需要人民组织起来、建立政党甚至革命，现在这些似乎都不需要了，只是骚乱、暴力和破坏。最新的“黄马甲”运动，连政治诉求也没有看到，政党也没看到，但是就是不断发生，还有蔓延不息的架势。

这样的挑战是当前对全人类最普遍的挑战，也是几百年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不仅是具体的现象层面的这些“事件”，也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出现了大变动时期才有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是否真的出现了“西方之乱”？这又是我的一个问题。

至少，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正在进入重新排列组合、重新洗牌、重新博弈的过程中，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为参与者逐渐壮大，甚至也开始参与规则制定，这方面的权重越来越高，这也是百年来的第一次，现在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可以理解是从“五四”以来的一百年，也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百年，还可以说是西方主导世界200至3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变”不止是经验、制度层面，还包括认知层面，从理论上而言，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像当年二战后苏美英三巨头密谋搞出一个雅尔塔体系，也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看到经济越来越开放，信息化时代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包括了斗争在里面，而不仅是辩论要不要抛弃零和游戏，不仅在谈判中坚持互利合作而不是冷战思维，这是必然包括伟大斗争的新时代。

中美关系40至45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原有基本框架已不再适用，变得如此不稳定，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成了美国总统。与此相比，中欧关系是基本稳定的，不仅在经济上彼此有很大的互补性，中欧也是最大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进步的两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