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代网络舆论场中，“公知体”的推动者与互动者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存关系。推动者们通过选取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网络话题，从自身利益出发，有意识地引导网络舆论的方向。这种由“公知体”所推动的议题设置，其内含的利益驱动往往不易察觉，并伴随着一种互相依附的互惠联系。

“公知体”议题最倾心的是那些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特别是针对那些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关于民生疾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进行加工和编造。它们巧妙地迎合了公众对弱者的同理心，激化了人们内心的不满与仇恨情绪，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舆论的集中爆发。

这样的操作，无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扩大舆论影响力。有时他们会采取极端立场，制造和放大民众对政策不满的情绪，通过渲染个别不利案例来挑起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这种情形下，舆论的煽动并非是为了寻求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为了追求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如增加网站点击率、提高自媒体的广告价值等，当然也不排除背后有别有用心者。

极端的螺旋

“公知体”通过虚拟的身份认定、占领道德至高点等方式，来证明自身言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了强化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保持队伍的“战斗力”，他们还构建出一个所谓的“中心地带”，以这种方式暗示成员甄别出所谓的“他者”，任何超出这个“中心地带”的行为都是值得和应该被抨击的。

在胡友平事件中，海外华人或者来华的外籍人士就是他们认定的“他者”，可以肆意进行抨击，看似正义凛然，实则无所顾忌。

“公知体”正是通过历史、民族、人民、公共利益等这些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构建共同排外对象，并试图建立起一个看似团结的“爱国群体”。他们追求极端的同质化和地域归属感，以确证“我们中国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但“他者”环境下的爱国主义则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呈现，进而引发不同群体间的分歧和恐慌，破坏社会团结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公知体”本身所暗含的特定话语方式和语言结构，其所聚焦和讨论的更多是社会负面问题，揪住一个社会负面问题便开始进行大张旗鼓、正义凛然的穷追猛打，选择性忽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冷嘲热讽。这种“批判性”的根源来自“公知体”的本质——基于对中国发展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采取一种全盘否定式的情感宣泄。

这种非理性的批判只破不立，通过无端“扣帽子”过激言行，将“人民”和“危险的他者”简易化成标签随意张贴。煽动性的话语和情感裹挟着大量不明真相的“无名氏”和“盲从者”，在网络空间进行着集体的狂欢。

这种集体道德的无意识，让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声音在网络空间和现实层面愈演愈烈，劣币驱逐良币，理性声音也越来越趋于沉默，形成极端的螺旋，扰乱了健康的舆论环境。

填补互联网意义真空，消除“公知体”的生存土壤

填补意义真空

二十年过去了，“公知体”并没有消亡，反而打响了一场新的“社会认知战”。但我们在认清了公知体的变异和危害后，也就不难找出应对策略。

在“全员媒体”时代，“认知战”的胜利和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离不开我们每一个网民理性的参与和共治。通过技术赋权提高普通公民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权力，拓宽公众参与线上线下意见表达的空间和渠道；通过打造主流价值与个人情感共振的交汇点，以个人发展弥补主流宏大叙事下的微观叙事，以自觉性的全民共治视角有力应对国内“认知战”。

开展“社会认知战”，必须丰富国民意义世界的集体性内涵，培育基于意义与经验的政治国家认同，加强对国民行动目的的社会和集体意义引导，弥补意义真空。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深化公众对于自身所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从而形成一种更加深厚和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表面的一致，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认同，它能够让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时，有更加坚定和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行动指南。

这不仅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教育，也包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教育、媒体、公共讨论等，来引导公众思考何为正义、何为善良、何为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社会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

后真相时代，纷繁复杂的互联网舆论场域下，主流媒体也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权威之力，及时报道事实真相，积极回应舆论关切，最大限度遏制非理性情绪的扩张。

面对网络舆论场中的众说纷纭，观点偏颇现象，主流媒体需要提高舆情研判能力，辨明网络话语中的“公知体”倾向，以权威观点、客观事实及时进行舆论纠偏，从跟随“节奏”到主动设置议程、“开发”议题，凝聚社会共识。

当这些意义空间被填补之后，“公知体”自然没有生存的土壤了。

（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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