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楚新、张迪】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一期专题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以52页的长篇巨幅，选出了50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的标准是：

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二十年后，再来回看这份名单，其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但不少人最后变得平庸泯然，“美德和贡献”并没有“超过大多数人”。

连带着被简称为“公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失去了原本的正面意义，成了暗含讽刺意味的词语。

时代在进步，信息传播的“液态化”流动极大程度上消弭了社会“精英”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信息差。公知们也开始改变“作战方式”，利用网络空间碎片化、情绪化的传播规律和氛围，用“反装忠”的手法巧妙设置网络议题，在情绪先行的后真相时代，通过情感动员扰乱话语空间，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感和畏惧被主流话语所认可的议题、对政府治理和社会制度产生质疑，制造新的分裂和对立。

伪装和变异

正如前文所说，公知体也在不断“进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国民心态的逐步成熟，传统以谩骂、人身攻击等诱发公众极端情绪的直白“公知体”越来越失灵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知体”通过植入其它社会思潮催生出新形式、新样态，改变了原来目的清晰、意图明显的话语认知战策略，转而以“隐藏目的”“淡化目标”作为影响舆论的全新理念。

“公知体”以极强的隐蔽性手段和伪装的表达方式，参与、搅动着国内“社会认知战”的形势，引导和塑造着公众认知，影响着人们的情感、态度、判断和行为。

“公知体”变得越来越隐蔽和伪装，参与、搅动着国内“社会认知战”的形势

极端爱国主义就是这类“公知体”的显著标签。

就拿最近刚刚发生的苏州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事件为例。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上激起了一波对义和团和爱国主义的讨伐，细想这背后就是“公知体”认知作战方式的伪装。

按照正常的逻辑，胡友平女士在挺身而出那一刻，不会还要在心里权衡一番“日本人该不该救”，但到了一些人嘴里，这种体现“中国人民善良和勇敢”的行为，却变成了“抗日锄奸”，甚至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美化暴力行为，这种话语逻辑的表达方式与民族主义话语表达合流，衍生出历史虚无主义。

事实上，“公知体”所倡导的“人民”概念是基于对某些批判目标和共有的情绪态度的一种虚拟认同，我们姑且称之为“想象共同体”。

然而，这个“公知体”引领下的“想象共同体”，并没有真正融入维护社会秩序和共同福祉的道德准则，他们只是沉浸在极端性的抱怨和不满中，并没有体现出纪律化的道德行为。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一旦有突发事件和特定议题时，为什么会突然而又自觉（有组织）地在互联网上出现情绪发泄浪潮，甚至连话术都能很快统一；也不会奇怪，这些声音又可以突然而又自觉（有组织）地在制造裂痕之后销声匿迹，因为“公知体”本身缺乏持续稳定的情怀交流，因此也很难在集体价值目标指引下拥有持久凝聚力。

这种所谓的“人民集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公知体”通过其言辞与行动构建的产物。他们依靠共享的批评焦点和情绪反应来打造一种表面的同质性，使众人笃信自己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旨和利益的集合体。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身份认同通常仅限于感性的、短暂的层面，并没有深入的思索和理性的剖析。

看似是互联网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每一次这样的操纵之后，共识就在一点点流逝、信任也在一点点崩塌。

塑造和利用

最近几日，“油罐车混用事件”又引发了一波舆情讨论，在这其中，我们也能看到熟悉的“定体问”式表演。

粮食安全重不重要？重要。监管缺失应不应该罚？应该。事件发生后，中储粮很快表示“开始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涉事地方政府廊坊、天津市监部门纷纷回应，国务院食安办也已经组织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此事。

但很快，我们也看到一些言论“用力过猛”，从一个油罐车出发，上升到质疑否定整个国家制度。

这些言论，映照出当前社会中一些民众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一种简化和情绪化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容易被一些“公知体”的极端言论和观点所引导，形成一种短暂的、情绪化的集体行动。

这种行动往往缺乏持续性和深入性，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恰恰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