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则钉子户的故事。

A村村民刘某，70多岁，2015年因建房，四邻不让，一直建不起来，长期借住在小学校。村委会出面做通邻居工作，还帮助拉了一些赞助，建起了房屋。但他却开始了上访，说房屋质量有问题，没有打圈梁、打地基。村里请鉴定机构来鉴定，他也不认，反复信访。2017年，他与妻子一起坐车准备进京上访，村干部将他在半路截下。后来他又开始算账说，影响了他妻子及时看病，花了6-7万，要求国家给补偿。区政法委书记想要化解这件历史积案，到他家里走访，他提出要几十万的赔偿才肯罢休。

D村，杜某养育了3个儿子、2个女儿。老伴前两年走了，给她留下了10万元养老钱，现在不能自理了，需要子代照料。但是5个子女均不愿意承担责任，就将老人丢到村委会。后来公诉到法院，法院判决3个儿子抚养，但是3个儿子说，女儿不养老，儿子也不养老。村里只好将老人安排到养老院。再后来，3个儿子不愿付钱，居然将老人从养老院搬出来，丢到镇政府。

X村王某儿子出车祸去世，交警觉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很可怜，事后特意上门慰问，并给了2万元。结果第二天，王某就举报交警，说“你们要是没啥错，会给我钱？”以后每到重大节假日或敏感时期，王某就上访。交警没有办法，每到过年过节就登门看望。

B村刘某，患脑梗，要求村里给慰问金，后来给了2000元。结果她觉得有利可谋，于是编造说多年以前，自己在河边上种的树被大水冲走了，要求补偿5万元才肯作罢。基层干部跑到河边上去看，连树桩子都没有。

Q村李某多次举报自家附近的工地施工现场扬尘多，污染环境，基层干部多次上门协调无果。后来才发现，他是希望施工方能够雇他的铲车参与劳动分享工程利润。后来，乡村两级干部找到施工方与李某共同协商，施工方答应雇他劳动，他才停止拨打12345市长热线。

这次在华北农村调查发现不少类似的案例，与洪灾中极少数群众提出给了钱才撤离的逻辑具有一致性。这些极少数村民胡搅蛮缠的非合理诉求行为成为基层治理之痛，也是基层干部之痛。但是基层干部不得不硬着头皮一次次上门去做群众工作，从各个角度想办法，希望能够“摆平”这些少数不按常理出牌的群众。

基层干部的摆平策略

就在全国多地的调研来看，基层干部一般会用到的摆平策略行动包括讲感情、装孙子、给利益等。

讲感情是熟人社会的逻辑。华北某村拆违时，一位村民的附属房超出了范围，分管拆违的干部上门做不通工作，后来让和他关系比较亲近的村干部上门做工作讲感情，他才同意拆除。后来因拆房子，钩机钩到了钢筋，伤到了正房。这位村干部知道后，主动向上争取给他补偿，并陪着村书记上门道歉，才得以将感情维持下来。

装孙子是基层干部常常需要做的。如江西B村，一位村干部反映，在环境整治中，有位村民故意不配合，将一个铁炉子天天搬到院子外烧开水，其实是因为以前村里有件事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村干部当然知道他的心思，但是也不拆穿，每次看见了，都说这个炉子放外面影响环境，我们帮您抬到后院去。如此反复五六次，村民顺了气，才作罢。

最直接的是给利益，比如安排钉子户当清洁工、护林员、临时工等，或者从其它地方抽取部分资源直接给他们好处。

前两项策略，还可以看成是熟人社会内部的正常互动，但是第三项，通过给各种利益以摆平则是超越了常规的治理方式，并且这些“摆平”，最终往往不仅不能“摆平”，还从反面放大了少数人非合理诉求的正当性，让他们窥视到了更多的谋利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出更为荒唐的利益要求。

最难缠的钉子户瞄准的都是直接经济利益，并且得寸进尺，反复索取。基层干部觉得很无奈，但在当前治理环境中又没有更多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

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基层干部的压力首先来自于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压力。

很多地方都将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和服务群众作为考核的重要对象，并且只看结果，不讲过程。有的地区还搞专项排名，以乡镇为治理单元，省市县（区）层层排名，层层考核，分季度月度通报，排名在后几位的，一般会层层约谈，市组织部门约谈，县（区）委书记约谈，有的地方还要在全县（区）视频会议上向上级领导和同行做检讨。

哪位乡镇书记、镇长都无法承受这种强度的政治压力，自然会反馈到乡村两级治理中，要求包村领导、科室干部和村级干部等不断层层压实责任，要求他们快速反应，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如此一来，在效率原则下，乡村干部就以赶在第一时间将矛盾化解问题解决、不影响属地排名为终极目标，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与钉子户进行充分周旋与互动。

所以，什么方式能够最快解决问题就用什么方式，以至于大量的摆平策略被运用到实践之中，但是这些摆平策略行动最终会反噬基层治理，给基层治理造成更多的困难。在洪灾中有民众要求政府给钱才肯撤离，就是这种日常治理中摆平策略的极端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