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干部被逼成种田大户，但并不可持续

处于科层体制压力下的乡村干部必须得完成上级下达的种植任务，但是农村基层社会在比较收益没有吸引力和不可能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动员。当动员能力发挥到极限后，乡村干部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不得不自己种地。

乡村干部本来有自己的生产生活，没有多余的时间种地，为此不得不走市场化路径，雇工种植，但众所周知，农业收益基本上就是村民投入的劳动力收益。

现在村干部将耕种环节——育秧、插秧、抽水、翻耕、收割、打药等——全部市场化后，每亩收益仅为50元左右，基本上是组织生产的劳动投入的收益。这还是风调雨顺、没有出现任何自然灾害情况下的正常收益，如稍有差池，就可能亏本。

除了市场化耕种外，收益有限还与土地质量及细碎化有关。

乡村干部种的地，都是村民不愿耕种的劣等地。这些地是所谓的冷清田、低洼地等，有的甚至是长年抛荒、刚刚投入大价钱用挖掘机改造过来的生田。种这些田，投入大产出少。另外，这些田都是村庄土地的边角余料，位置偏僻，严重细碎化，耕种起来极不方便，需要投入更多机械、人工等，效率极低。

因此，乡村干部被逼成种田大户，是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为了完成国家政治任务的权宜之计，并不可持续。若长久如此，无疑会使乡村治理体制和主体不堪重负，从而削弱基层治理力量。

可能的解决办法

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已超过14亿，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亿余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亿多人，占36.11%。城乡人口变化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和农村的人地关系均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尤其是大田作物生产，已处于维持型生产状态。

动员进城农民返乡种地，改变当前的城乡关系，很难也还没有必要；单靠村庄内部老弱劳动力，也很难完成种粮的政治任务；而将乡村干部逼成种田大户，只能是权宜之计。

无论是从眼前计，还是长远来看，要解决动员困境，达成种粮指标，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

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农村生产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劳动者来看，原来以青壮劳动力为主，现在以老弱劳动力为主；从生产资料来看，原来是靠人畜使用犁锄镰等传统劳动工具为重，现在以旋耕机、插秧机和收割机等机械化工具为主。

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个要素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劳动对象——土地却仍然是四十年前按远近肥瘦高低等搭配的插花地，甚至将大田拆分为小块。现在即使机械化耕种这种土地，仍然需要消耗大量劳动力，从而降低了机械化规模生产应有的生产效率，增加了机械化生产的成本。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稳定家庭承包权的基础上，通过放活经营权调整土地，实现“小田并大田”。在插花地上耕种，只能使用小型机械，“小田并大田后”，就可以使用中型甚至大型农机等。

此外还可以提高打药、灌溉等日常管理的时效，从而解决土地细碎化带来的耕种不便利和低效率问题，让老人也可以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

第二，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组织逐渐放弃了维修水利设施和生产道路，当前这情况已成为农村生产的巨大障碍。

笔者在全国各地调查时发现，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通过项目化运作有很大推进，但是远没有建立起完善成体系的农业生产设施。

比如一些地方的水渠硬化，主要是为了应对乡村振兴的检查，在大路两边就修建得比较好，而偏远农田仍然是土渠；在一些山区，生产道路还没有修到田头，机械无法下地，而造成田地抛荒。

国家需要投入资金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至少达到水通路通，为小农户生产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样才可以改变当前的人地关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第三，发挥市场调控的杠杆作用。

农业生产并不是一个孤岛，而是镶嵌于全国整体市场之中，当前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主要是在当前种地比较收益远低于务工收益。在粮食出现安全问题时，通过适当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实际耕种者的补贴等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

总而言之，通过讲政治迫使乡村干部成了种田大户，这是对乡村治理体制的过度消耗，透支了未来的治理资源。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能长期靠增加基层的压力，更多要从促进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时至今日，讲政治固然依旧重要，但不能也不宜完全忽视市场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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