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的当代俄乌“三农”建设发展状况

但随着苏联解体，集体农场和不少国营农庄的好日子也基本到头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试图进一步在农业企业内推行承包制，但并不适合苏联国情，收效甚微。而苏联解体后，原有的经济体制也一同解体，不同的国家在独立后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原苏联加盟国农业生产发展和转型走向大致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平稳型（如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也就是独立后尽可能保存旧的农业生产关系（当然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农业经济中压倒性的主要经济成分是由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进一步改制而成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以下简称农业企业），农民（主要是农业企业职工）在自留地上的个体生产是农业经济中重要的补充，国家通过农业企业对整个农业经济进行高度集约化领导，允许富农脱离农业企业建立雇工经营的私人农场但不给予积极扶植（乃至加以限制）；

其次是激进型（如亚美尼亚、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即在苏联解体后对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了激进改革，土地私有化进行的比较彻底，旧有集体农庄基本解体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从个体农业发展而来的小农经济；

第三种是渐变型（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苏联末期农业生产关系的同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大力扶植富农和富裕中农脱离农业企业独立经营。渐变型国家当中也分两种情况，有的是激进型的改革遭到失败后不得不放慢脚步，还有的则是从平稳型的改革路线“迈了一大步”。而一些采用渐变型路线的国家，农业转型历程最初也是由积变形路线转化而来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属于这一种情况。

将俄罗斯农业领上“私有化”道路的叶利钦。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俄罗斯在独立之初对农业展开了激烈的私有化，但在1998年宣告失败：大量土地陷入从城市来圈地的不法投机者手中，私人农场的生产效率不仅远不如曾经的集体农庄，有些情况下甚至还不如自留地经济。此后，俄罗斯放慢了农业私有化的脚步，抑制城市资本下乡圈地，着力对既有农业企业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制，并转而扶植自留地经济中的富农和富裕中农发展生产。

到2003年，主导俄罗斯农业的成分变成了农业企业职工的自留地私人经济：2003年时，自留地以6.3%的耕地面积创造了51%的农业产值，农业企业本身的集约化经营部分则以82%的耕地创造了43%的农业产值，而私人农场以11.7%的耕地仅创造了5.9%的农业产值。俄罗斯农业以自留地经济为主，以农业企业（主要是大田谷物方面的）集约化经营为辅，而私人农场沦为鸡肋乃至骗局，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果：俄罗斯地广人稀，农民缺乏必要农业机械等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土地，同时在农资批发、农产品销售等方面也依赖于农业企业；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让农业企业集约化经营大田谷物生产，而让农民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才是有利可图的。

2003年后，俄罗斯进一步扶植富农独立经营（当然不法投机者下乡圈地实质上也从未被彻底禁止），目前私人农场又有所发展，已拥有20%的耕地、生产近15%的农业产值，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上依然都无法跟自留地私人经济相比，其产值份额在三种经济形态中也依然是敬陪末座。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乡村。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乌克兰的情况基本上跟俄罗斯类似。乌克兰独立后，进行了激烈的私有化改革，把农业企业改制为股份制，把股份平分给职工，并且允许买卖；又鼓励农业企业的股东带自己那一股土地和生产资料从农业企业独立，发展家庭农场。结果激进的私有化打乱了原有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引起农业大萧条；旧有的农业企业陷入瓦解，新的家庭农场则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农资、市场等而陷入破产。到2000年，乌克兰大约一半的土地在名义上转为私有，但分到土地的农民绝大多数都选择不退出农业企业，而是把所分得的土地并入自留地经营，实质上是扩大了的自留地私人经济；退出农业企业的农民和下乡购地者实际建立家庭农场35000家，占乌克兰耕地面积不到4%，就业人数和农业产值在整个农业中的占比也非常小。在此情况下，乌克兰当局在1999年通过法律放缓了改革，转向巩固既成的农村生产关系。

2000年，乌克兰原有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完成了改制，在万余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基础上成立了6700家股份制的农业有限公司、3400家农业合作社、2900家个人独资农业企业（个人独资农业企业中土地依然属于改制前的职工，企业主向职工支付地租，因此又称个人租赁企业）等13000多家农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沿用了苏联末期农业企业的方式，即集约化、单位土地产值较低的大田生产和私人经营、单位土地产值较高的自留地相结合，其中大部分农业产值由后者生产。2001年，乌克兰冻结了土地所有权转让（但依然鼓励农业企业职工带自己的土地退股独立经营家庭农场），此后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关系基本上也保持了上述状态。2019年，乌克兰立法决定从2020年起重新允许土地所有权转让。

俄乌“三农”问题和现实局势之间的因果逻辑

然而，2022年2月开始的这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不仅充分展现了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真实体现出了两个国家能够支撑现有冲突烈度的经济底色。对于俄乌这对难兄难弟来说，一纸“黑海粮食协议”所引发的争端，把三十年来看似“勃勃生机，万物竞发”，实则“临深履薄、十分脆弱”的“三农”发展建设问题暴露无遗。

首先，解体后多年来的“私有化”经济改革路径，并没有为包括农业在内的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提升。

Мы хотим жить（我们想要活着）——“私有化”浪潮中普通百姓的心声

回想九十年代，两国政府都希望引入市场化的自负盈亏的经营体系，实现农业市场优胜劣汰。然而在工作实践当中，政府根本懒得去考虑农业农民的适应问题，强推市场化和私有化计划，甚至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而大幅削减农业补贴，导致遍布全境的各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纷纷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