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中期，农奴制在俄罗斯正式确立。根据相关法令，地主追捕逃亡农奴的时间权限从5年先延伸至15年，随后又规定可无限期追捕；封建领主在领地范围内有权对农奴进行审判并施以私刑，且能够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初夜权”）。

农奴到底属于“农”还是“奴”迄今史学界仍然有争论，但其遭受阶级压迫是不争的事实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的签署，乌克兰哥萨克领袖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带着所管辖的领土正式与俄罗斯合并。十八世纪，农奴制又进一步推广到顿河和东乌克兰地区。在这片区域，灭绝人性的“农奴制”激起了农民的逃亡愿望和反抗诉求，因此顿河、库班河、第聂伯河等农业区也成了众多追求自由的“哥萨克人”（“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的聚居区，笔者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顿河哥萨克阿塔曼自治领就是其中的代表。

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帝国境内约有8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其中又有90%以上为农民。他们占有大约70%的土地，为国家提供基本商品，其中包括四分之三强的商品粮。以农民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经济，也是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俄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农业问题也是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农民问题、政权出台的农业政策以及农民与政权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变量。事实上，俄国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和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最终都依赖于促进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改革。比如1861年的“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对国家社会促进效果最明显的方面就莫过于“农奴制”的废除。当然，在富于俄罗斯封建特色的官僚主义和低下的工作效率影响下，“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是众所周知的。

进入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加俄国经济社会的固有问题对内带来了愈加尖锐的阶级矛盾，对外则引起了愈加强烈的战争风险。随着“一战”的爆发，俄罗斯帝国的大量适龄青壮年劳动力被赶进了前线无底洞般的“战争绞肉机”，给国内的工农业经济生产带来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由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深入人心的“面包、土地、和平”三大口号，每一个都切中了当时日益严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要害。最终，饥寒交迫、忍无可忍的农民与同样根源于农村地区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基层士兵群体结成革命同盟，在布尔什维克的带领下，缔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

在东普鲁士坦能堡战役中被俘的俄军士兵

苏联“三农问题”的不平衡发展

苏联成立后不久，1929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集体农庄开始取代村社自治，成为苏联农村基层主要管理方式。自此，苏维埃的土地上遍布大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也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和后果。比如，中央到基层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要求过急，强迫命令现象多，出现违反自愿原则、侵犯中农利益的过火行为；对富农不给出路；在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时组织形式比较单一，等等。因此，在全盘集体化期间曾经出现了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的情况，在此期间，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其中牲畜头数减少了50%。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随着农业减产，苏联国内一些地区逐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饥荒。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关于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结论和数据，根据近年来解密的部分历史档案文献记载，有俄罗斯学者提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350万。这个数据也得到了目前学界较多的认同。

另外，这场饥荒也给俄乌两个民族之间制造了裂痕，并重新激发了原本乌克兰地区就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客观地讲，饥荒造成的直接后果除了损失大量人口之外，也让几年后爆发的卫国战争当中多出了一部分卖身投靠纳粹德国并同苏维埃政权为敌的地方民族主义武装力量。从长远来看，这场饥荒造成的民族裂痕也成为几十年后苏联国家解体分裂的导火索之一。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可时至今日这场饥荒仍然是两国之间解不开的死结。俄罗斯方面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更多强调政策、制度问题和时代局限，但许多乌克兰人始终一口咬定，这场饥荒是俄罗斯人针对乌克兰人的定向“种族灭绝”计划。

Кскудному обеду（贫乏的午餐）——1933年4月2日，一户乌克兰农家正在用午餐

回到三农问题上来。说到农业生产遭受的损失，也不能忽视战争的巨大破坏作用。一场惨烈的卫国战争，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苏联西部地区造成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当然，以社会主义的举国之力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也使得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得到了恢复。

战争结束后，大笔针对农业农村的投资到来，使苏联国营农场的机械化水平提高至90%，同期苏联集体农庄的机械化水平也达到了40%左右。这一时期苏联对农业的大笔投入不仅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层农村生活。1966到1982年期间，集体农庄农民月平均工资增长了1.4倍，国营农场职工的工资增长了1.2倍，集体农民的养老金和补助金的总数翻了4倍。苏联利用国家财政拨款和集体农庄的部分收入建立了社会保障基金，农庄农民及其家庭享受一定的社会保障。集体农庄农民在退休之后，也可以享受到跟国营农场职工一样的退休金，部分劳模还可享受到国家安排的度假疗养服务。

左为在海滨疗养院享受疗养服务的苏联民众；右为在收获时节开展劳动竞赛的苏联集体农庄

此外，农村地区的设施也在改善。1980年，全苏联农村地区建住宅总面积达5亿平方米，这比战前1940年所有城市的住房面积还要多，农村的学校、俱乐部、医院等生活设施也逐年增多。许多地区的农庄农场甚至在纷纷谋划大规模地建设住房、生产和福利住房，极大改善了战后苏联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尽管当时苏联已经出现农村人口流失的问题。但是在苏联当时严格的人口管理和强有力的基层扶持之下，农村基层治理依然稳如磐石，城乡之间甚至出现双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村人口流失的影响。

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让苏联的农村基层呈现出一派人才济济、生机勃勃的景象。随着农业科技化的推进，从1965年到80年代初，农场当中会负责操纵专业器械的机务人员增长50%，专家人数增长1.8倍。机务人员和专家这类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队伍逐渐壮大，其在农业从业人口中比重从1960年的10%增长到1980年的24%。在这样一套相对行之有效的农村治理体系之下，国家和集体的农作物灌溉面积从1965年的990万公增加到1980年的1750万公顷，排涝面积从1965年的1060万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685万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