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尊重历史，更好地保护高句丽遗迹，并延续近百年来高句丽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传统，中、朝两国从2000至2003年对各自境内的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调查清理，规划范围，整饬环境，形成报告，并申请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200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同意将中国申报的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3座王城和40座墓葬的考古遗迹，即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14座王陵及26座贵族墓葬；朝鲜申报的 “高句丽壁画墓群”——主要为30座高句丽后期，包含精美的壁画装饰的古墓，一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朝鲜半岛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自身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和阉割，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朝鲜民族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但日殖时期的各种宣传极大削弱了中国在朝鲜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朝韩分治后，一些韩国的民族主义者将高句丽视为古代韩国历史的中心，认为它代表着独立的朝鲜民族，与李氏朝鲜时期对中国的臣服形成对比。因此，高句丽历史的归属，在二战后成为引发中韩外交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7年，中国历史学家金毓黼所著的《东北通史》正式出版，其中以《隋书》等典籍为依据，认为“高句丽一族本出扶余，为吾中华民族之一部分，立国于东北疆最久”，坚持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少数民族政权。这种观点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得到很多其他专家的认同。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观点随着国内外局势发生了一定变化，比如1978年出版的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高句丽视为古代朝鲜国家。1990年代以后，随着对高句丽遗迹的研究深入，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高句丽史首先属于中国，但高句丽史也是朝鲜历史的一部分”。

但韩国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高句丽是韩国古代国家，只有个别学者认为高句丽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同属中华文化圈，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围绕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在本世纪初，还曾爆发了一桩扑朔迷离的“高句丽壁画”的疑案。

2000年8月14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吉林集安当地考察时发现长川1号墓被盗，随即公安机关对集安市所有古墓进行调查，发现洞沟古墓群中的三室墓也有被盗迹象。经调查发现，集安当地人金权红、韩享国、韩昌国先后于1997年至1998年间4次进入三室墓盗得墓内壁画出行图、青龙图、白虎图、玄武图，并造成攻城图、凤鹿图、牛首人图、托梁力士图部分毁坏。

2000年，金权红又伙同他人将长川1号墓内的抚琴舞乐图、飞凤图、供养人图、百戏图盗走，并造成麒麟图毁坏。被盗走的壁画均被运往沈阳，卖给韩国人李万植，由其运往韩国，下落不明。

据同案案犯交代，李万植自称韩国古美术协会负责人，该协会是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社团，但此信息未得到韩国政府的证实。2010年10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曾根据有效线索，向韩国政府要求返还这些被盗文物，但未得到韩国政府的正面回复。

面对被盗壁画，与韩国政府不愿正面回应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韩国国内舆论表现得出奇一致——“高句丽文化怎么会是中国的文化？”，甚至有网民认为中国应该拿“侵占的韩国人的土地”来交换这些被盗的壁画。

并且，自2006-2007年起，韩国利用自身的影视文化产业优势，花大力制作了数部以高句丽历史为原型的电视剧，例如讲述高句丽开国传说的《朱蒙》，认为渤海国是高句丽继承者的《太王四神记》，关于高句丽权臣的《渊盖苏文》等等。虽然这几部剧均因故意丑化中国历史人物、片面夸大古代韩国的物质文化成就而饱受诟病，但凭借“韩流”的影响力，韩国在亚洲文化圈强力输出了“高句丽就是韩国历史一部分”的观点。

然而，与当前诸多存在较大争议的古代王国（民族）不同，高句丽是一个历史记载明确、出土文物丰富的古代政权。各种遗址和墓葬已经证明了高句丽最初的领土一直在中国东北地区，自辽宁通化到吉林伊通一带都是其活动领地。

相传高句丽的建国者朱蒙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即位，但无确证。不过据《汉书》记载，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高句丽一方由名叫句骊侯騊的地方首领击败了王莽的辽西大尹田谭率领的军队。大约此时，高句丽已建立了部族国家。

三国时代，魏国将领毌丘俭曾北征高句丽，并留下了《毌丘俭刻石记功碑》。十六国时代，前燕曾大败高句丽。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终为唐朝大将军李世勣所灭。由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向唐王朝表示归顺，高句丽旧地的南部归入新罗，但其北部则并入由靺鞨族于公元698年建立的渤海国，渤海国“五京”中的“西京鸭绿府”就是高句丽旧地。

中国史书将高句丽视为一个“边疆民族政权”，详细记录其长达705年的国祚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而高句丽遗迹中特有的“壁画”，更是证明了高句丽民族与汉民族的深入交流。

比如，长川1号墓的佛教供养人壁画上承炳灵寺窟的大型佛教壁画，下启北凉晚期的敦煌佛教壁画，是中国佛教传播上的重要一环；壁画上的女性服饰深受汉形制影响，女发中垂髻、鬃鬓与汉代妇女发式相近，女服中长襦与汉服直裾袍相似；绘有“青龙白虎”的“四神”图，也采用中原地区魏晋古墓中的常见形象。

高句丽文化不仅对同期的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后世渤海国、统一新罗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东北亚吸纳与传播中原汉文化的重要枢纽。本质上，高句丽堪称汉唐时期东北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互鉴的典范，其历史发展轨迹清晰映射了东北亚各部族的兴衰迁徙，生动展现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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