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物，而是宇宙朝着思想和精神进化的结果，人类是进化的巅峰，是赋予历史和宇宙意义的进化顶峰。”

写下这句话的是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事情到这儿还很合理，一个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再正常不过了。但当这位古生物学家的另一重身份被揭晓时，就让人有些费解了——他也是一位耶稣会士，怎么会有一个同时相信进化论和上帝的神父？！

德日进

20世纪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猛的科技变革，科学的影响力甚至进入了传统天主教会统治的地方。青年时代的德日进深信钻研知识也是一种“彰显主荣”的方式，于是在发愿成为修士的同时，又相继获取了数学、神学学位。从少年时代起，德日进一直对地质学很感兴趣，自1919年起就一直在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马赛兰·布勒（Marcellin Boule）的指导下，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

布勒是当时欧洲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家之一，以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而闻名，是古人类学领域的大家。20世纪初叶，随着人类对全球各地探索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对哺乳动物乃至人类究竟从何处起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以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朋和威廉·马修的“人类起源亚洲”假说的支持者最多。由于当时中国一直未有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被发现，所以很多学者都期待自己能在那里有“幸运的发现”——找到哺乳动物和人类的起源地。

马塞兰·布勒

在观点上，布勒与美国同行一样，也认为“亚洲是人类的摇篮”，但与充满行动力的美国人相比——截至1922年，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已经组织了亚洲考察团，对包括中国、蒙古在内的地区进行了两次考察，收获了丰厚的化石资料——法国人显然不具有这样雄厚的财力支持。不过，1922年3月，一批从中国寄来的化石标本抵达了布勒主管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而负责整理研究这批“看起来很有意思”的化石标本的，正是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德日进。

布勒是如何获得这批中国化石标本的？这就要归功于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著名的博物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桑志华于1914年来华，从1916年起，他对中国的北方各省进行考察，收集了包括地质学、动植物学、经济学在内的各种标本与资料。1922年，桑志华募集基金在天津建立了北疆博物馆（又名天津海河黄河博物馆），将自己收集的部分标本和化石在此陈列展出。

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了一些石器、人类遗骸，以及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引起了时任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注意，他希望能和桑志华合作研究这些材料，避免竞争。但桑志华还是选择了与自己的同胞合作，他向布勒去信，期望由他来主导对庆阳化石的研究，并希望巴黎方面能派出一位助手，协助他完成在华的考察和研究工作。

桑志华（Emile Licent）

北疆博物馆陈列室门口

德日进于1922年获得巴黎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布勒认为他已有了足够的理论储备去开展实地考察。因此，德日进被派往中国，他与桑志华的首次合作就成果斐然。1923年6月-8月，他们先是在宁夏的水沟洞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石器，之后又在鄂尔多斯地区，黄河上游的萨拉乌苏河畔搜集到了大量动物化石，并在这些化石中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这是中国出土的有可靠地点和地层记录的第一件人类化石。

1928年，德日进和桑志华，以上述两地的考察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联合布勒和另一位法国考古学家、被誉为“史前学的教皇”的步日耶（Henri Breuil）神父发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的综合性专业研究著作，证实了中国存在旧石器时代，为当时的“人类起源亚洲”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不过，由于这些被发现的遗址年代普遍较晚，要论证“人类起源亚洲”仍需更有力的证据。如果将在中国寻找古人类的活动比作是一部交响曲，那么桑德华与德日进的发现只能算是其中的序曲，真正激动人心的主旋律还未奏响。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就当欧美各国争相在中国组织发掘，期待将发现最早人类的荣誉归于自己祖国的时候，中国人又是怎么想的？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1913年，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担任中华民国工商部地质科科长，此时的中国急缺地质人才，北京大学地质系也才刚建立不久，要中国人独立自主进行地质勘探和研究犹如天方夜谭。丁文江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地质学要发展，“要与外国人合作，受外国人指导，方始有赶上别人的希望。”

1916年，他成立地质调查所，与瑞典考古学家、原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合作，后者自1914年就担任了中华民国农商部的矿业顾问。1920年，他聘请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史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史主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同时期地质调查所的外国专家还有加拿大医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他于1919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任神经学和解剖学教授，同时为地质调查所鉴别人类化石。

在地质研究所创立初期，丁文江就与安特生定下了彼此的合作模式：即外国机构通过出资金和专家获得部分采集品，中国组织和协助挖掘，拥有研究结果的发表权。之后，由于出现了各国考察团在中国围绕“人类起源”问题开始了学术竞技的复杂局面，丁文江接受与各考察团平分化石、石器样品的条件，同时他始终坚持其研究成果必须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首先发表，且建议各考察团明确划分发掘范围，避免陷入重复研究。

当时所处时代条件下的这种“中外合作”的模式，终于得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结果：“北京猿人”的发现。早在1918年2月，安特生就已经听说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曾出土过古脊椎生物化石，他随即前往实地考察，并撰写了相关文章。在他的努力下，瑞典王室出资成立了“中国委员会”，重点资助安特生在周口店的考察和研究工作。

1928年，裴文中、王恒升、王恭睦、杨钟健、步林、步达生、德日进、巴尔博（左起）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合影。

应安特生之邀，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于1921年和1923年两度来到周口店挖掘考察，在第二次挖掘清理中找到了两颗疑似人类的牙齿。安特生将其交给了步达生鉴定，后者认为这两颗牙齿属于人类属，并代表一个新的古人类物种，便将其命名为“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以此发现为契机，步达生申请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于1927年7月正式启动周口店遗址的发掘。1929 年2月8日，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主要从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及化石研究。其中丁文江、步达生任研究室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

除了与外国专家合作，丁文江亦十分重视培养中国的古生物学学者。新生代研究室的副主任杨钟健就是经他安排，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后前往慕尼黑大学深造脊椎动物学。另一位北大地质系毕业生裴文中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几年后，于1935年前往巴黎，师从步日耶神父专修史前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