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到1914年，约有120人通过俭学会前往巴黎，“较十年公费之数，有过之无不及，此其成绩显然易见者也。”然而，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对俭学会十分警惕，面对后者日益壮大的影响力，直接下令教育部收回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的校舍。虽然后来学校曾一度搬至宣武门的皮库营四川会馆，但仍遭政府多次巡查，最后学校只能关闭，留法俭学会全体解散。

留法俭学会

1916年，法国政府因一战吃紧，国内劳动力空虚，故有意在华招募劳工。李石曾和蔡元培认为这是实现学生勤工俭学留法的大好时机，在同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7年，中国国内的局势也稍有放松，留法俭学会得以重组，北京的留法预备学校也再度开放招生。

在1919至1920年间，共有1400名四川、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和湖北地区的学生通过俭学会踏上了留法之路，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徐特立等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批学生的平均年纪在16至25岁之间。据统计，其中大部分人，约有498名被安排到工厂——主要是位于法国东部城市的钢铁厂和军工厂，579名被安排到学校里——大部分去的中学，集中在巴黎近郊、蒙塔日市、默伦和枫丹白露地区；剩余的一百名则在高中和专科学校就读。

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开设豆腐工厂

这场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除了大家都将其视为一个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水平的机会，还在于学生们认为去法国意味着会成为拥有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界先锋。不要忘记就在1919年，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青年们摈弃了旧的孔孟之道，正热烈地期待着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到来。于是，这些半工半读的留法学生的突出特征就是带着坚定的改变祖国命运的信念，以激进的方式参与政治。

但他们远大的理想在一战后法国的残酷现实面前受到了挫折：工厂大量倒闭，工资普遍微薄，失业人口剧增。不少留法学生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而相关部门的补助极其有限，时有时无。因此，学生们于1921年2月28日发起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二八运动”，向中华民国驻法公使馆请愿，促使驻法公使陈箓答应拨款，向勤工俭学学生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

由于中国学生无法在法国工厂里继续工作，今“半工半读”中的“半工”已经不存，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李石曾认为有责任要把另一半“半读”继续下去，因此他萌生了要在法国建立一所中国大学的想法。经过多轮协商后，中法大学协会于1921年夏正式宣布成立，负责管理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运作。

中法大学由中方负责筹集部分资金，法方负责建造学校的楼房，为学生提供食宿，以及提供专业的教育。时任里昂市长的爱德华·赫里欧还协调法国国防部，让其同意拨出里昂附近的一处要塞——圣伊雷内堡及其附属领地作为中法学校的校址。但随即公布的章程中却明文规定学校只接受在中国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虽然李师曾、陈箓等人希望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都能到里昂读书，但法方态度强硬地表示拒绝。法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群来自中国的青年人，他们已经在法国各地进行集会、结社、罢工，发起请愿活动，担忧如果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势将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因此，在章程中点明中法大学的学生须在中国招收，意图将这些在法留学生排除在外。

由此，以中法学校的校方和学生为主的矛盾不断激化，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1921年6月6日，300名勤工俭学学生联名上书蔡元培和陈箓，希望就入学问题给出官方答复，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8月20日，驻法公使馆发出布告，宣布取消勤工俭学学生的最低补助，推翻了“二八运动”的斗争成果。9月5日，学生们在勒克鲁佐军工厂工作的中国工人们发表演说，控诉中国校方违背了勤工俭学运动的初衷，表面上标榜是平民教育，事实上却是贵族教育的卫道者。

里昂中法大学校门 图自里昂图书馆网站

面对经济封锁，又听说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即将带领第一批从中国选拔出来的学生到达里昂，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于是决定行动起来。由中国驻法使馆资助路费，勤工俭学学生组成百余人的代表团从各地于9月21日到达里昂，并要求住在圣依雷内堡里，等待校长的到来。中法学校的法方校长莫里斯·古恒以防止动乱为名，要求学生交出护照交给警察局，学生抗争不成只好照办，最后得以进入学校。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中法两方的大学领导层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中方的校方代表褚民谊态度暧昧，对学生的要求不置可否；随后赶到的吴稚晖则坚决拒收这些学生；法方代表古恒认为这些学生进入学校的方式逾越了法律界限，坚决要求警察进行干预。

22日下午，里昂警察局派出200名警察，将前一天住在中法大学校内的学生悉数“押送”到附近的蒙吕克炮台的兵营中进行“监管”。驻守巴黎的部分学生听闻这一消息，立刻要陈箓同法国政府交涉，释放学生。陈箓派出副领事李骏以使馆名义前往里昂处理这一事件。在李俊的调解下，吴稚晖会见了部分学生代表，最终决定以接收20位左右的勤工俭学学生缓和事态，但这与学生提出“应收尽收”的要求差距太远。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0日，被囚于兵营的学生为纪念辛亥革命，还举行了绝食抗议，希冀能使各方念其苦衷，稍加感动，促成入学。但是被驱逐的命运还是降临到了被关在蒙吕克兵营的104名勤工俭学学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们被警察送到里昂的布尔图火车站，然后在马赛登上了保罗·勒卡号离开法国。

纵观整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仿佛一场三方的“车轮战”——法国政府vs中国官方，中国官方vs中国学生，中国学生vs法国政府。似乎没有一方是绝对的赢家：法国政府没有得到一群资金有保障、且日后能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亲法”作用的留学生群体；中国官方主导的运动最终成果——中法大学也失去了其初衷意义；绝大多数留法学生在朝不保夕中度过了三年，最后却无功而返。

不过，这场运动也许没有结出甜蜜的果实，却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这批留法学生中，陈毅、李立三、蔡和森被遣送回国，继续在国内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赵世炎等人则继续留在了法国，于1922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赤光》杂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继续在欧洲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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