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之所以用“牛津运动”这个名词来指代张之洞对西化思潮的抵制及其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一中一西两种文化保守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和所犯的错误都有共同之处，即都想要抵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人们思想和道德上的“侵蚀”，但这两大运动的领导人都否定了相关真理和是非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以辜鸿铭对张之洞的批评为例，他认为张的根本错误在于同时相信西学和孔孟之学，竭力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张的“功利之心”和“务外自高”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

辜鸿铭认为，面对现代欧洲物质主义的毁灭性力量，古老的中国自有化解之法，那就是凭借孔孟学说，先树立起个人的道德楷模，然后推而广之，将个体的主张普遍化，必定能将西化造成的祸患逐步消除。

1911年，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将辜鸿铭的《清流传》和《尊王篇》——这是义和团时期辜鸿铭在《字林西报》等报刊上发表的社论合集——编译成名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的德语书籍，出版后深受伦纳德·纳尔逊等新康德主义者的欢迎，并成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而辜鸿铭本人也成为如同泰戈尔一般让西方名流争相结识的“东方名宿”，英国著名的作家毛姆在拜访他后写道：“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最终只是有助于他彻底弄明白：智慧说到底只能在儒家经典中被发现。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它圆满地回应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过来又使西学从根本上显得空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又印证了辜鸿铭早就预言的“异日世界相争必烈，微中国礼教无以弭此祸”。战争爆发后，在北京的欧美人士时常聚会讨论欧战前景，正担任五国银行团译职的辜鸿铭应邀做了多次英文演讲，1915年4月，他将这些演讲汇编成册，在北京刊印，即《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汉译名为《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的主旨就是宣扬中国文明的精神和价值。辜鸿铭认为一战宣告了欧洲文明的破产，具体来说就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群氓崇拜”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武力崇拜”的失败。只有中国文明才能挽救其危机，带领欧洲走出“死胡同”。

他在书中选用了纯粹的中国人、中国的女子和中国的语言为代表来进行论证。他认为中国人有四种特质，就是深奥、博大、质朴和精微，别的民族可能有其中的一两种，但是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四美俱全”，他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

他还用比较的方法论证说，西方社会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社会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因为中国人“性善”，中国社会整体上是道德的，中国人鄙视“武力”，爱好和平，没有从远古时期就代代相传的军事贵族。在这种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孔教”，兼具“宗教”和“政治”的功能，这是西方的基督教不可比拟之处。

而到了“中国的女子”这一部分，辜鸿铭又为中国人“纳妾”的陋习辩护，大讲中国的夫妻之道，不在男女之情，而在于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至于第三部分“中国的语言”，那就充斥着辜鸿铭对传统文言文的赞美。他认为，与英文相比，文言文更为典雅简洁，是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才能使用的文字。文言文能够渲染细腻的情感，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族性中“精微”的特点。

《春秋大义》出版后第二年，该书的德文版就在耶拿出版，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由此，辜鸿铭的国际影响力走到巅峰。坦白讲，辜鸿铭对西方社会的批评有很多中肯之处，其中不少看法与之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著名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里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辜坚持要以中国的方式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当时汹涌的“泛西化”浪潮中，也称得上是独树一帜。不过，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这个“解决中西问题”的方法，也许能让被战争折磨得身心俱疲的欧洲人感到耳目一新，但是对于当时困顿已久的中国而言，这只能是一张无用的药方。

1917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正式祭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明确提出拥护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拥护科学，反对国粹的主张。这成为随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核心。而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让身为北大教师的辜鸿铭处境十分尴尬。如果说北大校方还能尊重教师有不同学术立场，但学生绝不买这种“遗老”思想的账。

五四运动爆发后，刚刚写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罗家伦率先对辜鸿铭发难。他拿着辜鸿铭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写的大骂学生运动的文章，质问道：“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一下把辜鸿铭气得脸色发青，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着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罗家伦的话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这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辜鸿铭的普遍看法：作为一个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者，辜是很成功的；而作为一个提倡“尊孔泥古”的思想家，却没有多少拥趸。1920年，辜鸿铭辞去北京大学教职，此后直到去世，他大多数时间都在日本讲学，希冀日本这个“汉唐文明的最后继承者，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我们也许可以把辜鸿铭称作是“最后的士大夫”。他满腹经纶，重义轻利，就连谈吐间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派头，都成就了他的“名士气质”。当初他从西方学成，打算回到中国时，想的可能只是如何将自己的所学应用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而对儒家经典的研读，让他认为自己理解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并一心想要将其发扬光大。不过，面对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滔滔洪流，辜鸿铭注定只是一位“逆旅人”，举着“春秋大义”的旗帜，在历史的舞台上踽踽独行，孤独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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