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AI智能体的安装并不完全傻瓜式。你多少需要一点技术知识，而且必须有合适的设备。我父母肯定没办法自己突然装好。于是这些公司就直接说：“过来吧，我们帮你装。”

结果现场排队的人里，退休老人就站在学生旁边，手里拿着刚买的新设备。他们的心态就是：“看来这就是现在最火的新东西，那我也得学会。”这种事情在中国推进得特别快。

技术一轮接一轮地跨越式发展。很多人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如果我不马上跟上，我迟早会掉队。我绝对不能掉队。“跟上进步”本身就变成了生活价值的一部分。

人们会觉得，能够参与这些变化，是自己生活质量提升的一部分。如果不断鼓励所有人说：“一起来，赶紧参与”，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制造出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甚至老年人也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

有一本美国IT和程序员杂志采访过一名北京程序员。他说，他87岁的父亲居然主动要求他帮忙安装一个AI智能体。他本人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都愣住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很多中国老人来说，“保持跟时代同步”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们会觉得，中国的技术发展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前冲。他们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相信技术进步？

莉娅：当然，我也不想总是扮演那个在北京特别悲观的外国记者。但现在其实也出现了另一种需求：很多人开始找人帮他们把这些AI智能体从电脑里删掉。因为这些东西偶尔真的会做出一些非常疯狂、根本没人需要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这个国家经历了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这种增长出现的是巨大的社会扰动、混乱，也有欺诈、环境污染和各种问题。

我觉得这深刻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讨论方式。很多在西方看来会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数字监控、技术系统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在中国社会往往会被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里理解。

中国大量人口几乎是一夜之间进入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快速瓦解或者重组。官方告诉人们：技术会让你更安全，也会让生活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如果只从外部带着震惊的眼光去看中国，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很多中国人实际感受到的是：这是一种保护。这是一种进步。它会让我的生活更安全。我不用再总担心自己在各个地方被骗。

中国过去的快速转型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很多重大丑闻。比如奶粉安全问题、中毒问题等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监管机构一度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而中国后来经常会给这些问题寻找一种“技术性答案”。

社会层面对这种技术治理存在非常大的接受度。我觉得这也来自现实生活经验。

不过我们还得留点时间讨论：欧洲或者德国究竟能从中国学什么。

格雷戈尔：我觉得第一种成本，可以直接用钱来衡量。实在太贵了。中国在这里投入的是规模极其庞大的资金，是以数十亿、甚至更大规模计的投资。这一点本身就必须看到。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这么做。

所以，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对很多国家来说，从财力上就完全无法负担，也根本不可复制。

莉娅：如果不解释整个金融体系，只用一句话讲，这些钱主要从哪里来？

格雷戈尔：简单说，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大量收入。过去卖地赚到的钱，再被投入新的项目。

包括高科技、人工智能、汽车工厂、电池工厂等等。所以至少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流动性。当然，中国也有中央银行，也有其他资金分配渠道。但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资金，再进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机制。

光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中国模式非常昂贵。

而在德国，每当讨论国家预算、投资多少、战略性投资多少时，都会陷入漫长争论。中国则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能够做极长期的规划。

中国现在甚至可以考虑40年后，希望把哪些生产能力布局在哪里，然后今天就开始投资。

这在德国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必须围绕一届一届政府来安排政策。政府每四年就要重新接受选举。中国不是这样，因此政策能够保持相对直线式的连续性。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从上往下直接做50年的规划。以中国这样的体量来说，确实非常罕见。

这一切最终都必须有人真正做出来。不是说国家往墙上撒一把钱，科技公司就自动长出来。

必须有人设计工厂。必须有人盖工厂。必须有人写程序。必须有人把机器组装起来。现在还没有机器人替我们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至少现阶段，这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进行极其艰苦的劳动。

而中国现在确实建出了很多令人震撼的工厂。

我昨天刚去了小米的汽车工厂。小米原来是一家智能手机公司，现在也开始生产汽车，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们工厂里92%的生产环节基本都是机械臂，一排排机器人相互协作，把零部件来回传递、组装。

小米汽车车间北京市外办网站

我走遍整座工厂，只看到一个员工从里面经过。而且他也没有真正操作机器。这种系统首先必须被建立起来。需要极大的投资。也需要很大的冒险精神。

目前看来，这套模式在中国确实运行得不错。

“China Speed”的另一面

格雷戈尔：德国总被批评，说申请流程太多，讨论太多，咨询太多。而在中国，人们经常讲“China Speed”，中国速度。

德国汽车制造商特别喜欢这个词。感觉每一次记者会上都一定会有人提一次“China Speed”。

比如你有50家、500家汽车企业，然后等着看最后谁能活下来。这个实验完全可能成功，也完全可能失败。而德国不是一个实验项目，仅仅说“我们有法治”，并不会让德国的人工智能因此变得更先进。但至少我们有一套制度过程，这个过程建立在一定的规则之上。

也有一种基本思路：不能把整个社会都拿来不停实验。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不要实验。”这其实非常能够体现德国和中国之间精神气质的差别。德国人的态度是：不要轻易实验。

中国人的态度则像是：实验？太好了，我们先试试看什么最后能够留下来。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让你实现巨大的跨越。另一种思维方式则让你始终处于一种谨慎的“目视驾驶”状态。

莉娅：不过有一点，我其实还是挺希望德国能够学一学。

当然，我们相距八千公里，很容易进行远距离诊断。但我还是希望德国能够重新找回一点过去那种研究者、工程师、发明家的精神，而且最好还能从中获得一点乐趣。

我觉得中国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很多中国人看起来非常乐观、非常务实，而且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他们首先想的是：“我们怎么把它做出来？”这种氛围确实很有感染力。

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会不断用这种热情互相感染。哪怕现实很困难，他们还是会说：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怎么一起把它实现？这一点，德国其实真的可以借鉴一点。

格雷戈尔：回到刚才的问题：中国这一整套制度模式能不能照搬到德国？不能，大概率不能。

中国的做法不可能一比一复制。但是，其中那种“can do”的态度——“总能想办法做到”“先看看能不能做起来”——或许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的。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大概也没有人愿意承担中国模式所要求的那种成本。

莉娅：如果要做一个总结，我觉得首先可以明确一点：中国的高科技繁荣确实存在。它是真的，而且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确实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

这种繁荣，一方面来自非常强烈的意志，来自规模惊人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来自数以百万计的人极其辛苦的劳动，很多人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和极大的压力下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确实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比如对于技术进步的态度，比如战略性投资计划。

如果用一句非常简化的话来说：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先做起来，再说；讨论相对少，行动更快。当然，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运行，也离不开中德两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基础。好了，这一期《中国与我们》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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