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试图构建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的通用理论，并把经济增长理论同功能性收入分配及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统一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评价道：“《21世纪资本论》是部杰作。当财富和收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再度成为核心政治的中心议题时，皮凯蒂不仅提供了关于当前发展态势的宝贵记录，并追溯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而且还建立了有关不平等问题的统一理论，把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财富和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纳入了统一的理论框架。从此之后我们讨论财富和不平等的方式将与过去不再相同。”

另一位在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诺奖得主的罗伯特·索洛也对皮凯蒂给予高度评价。在《皮凯蒂之后》一书中，他专门撰文《皮凯蒂是对的》，对皮凯蒂的论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理论阐述，肯定了皮凯蒂的观点，称他“对一个古老课题做出了新颖而重大的贡献”。

皮凯蒂的研究使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焦点议题。而在此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盛时期，在主流经济学家内部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不平等几乎成为禁忌，甚至有时被蔑称为煽动“阶级斗争”，而不平等的现实则被粉饰为对上进、奋斗、创新和增长提供激励。

触到了一个时代的整体焦虑

不平等现象一直伴随人类的历史，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研究在皮凯蒂之前也有大批学者论述，为什么《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空前的轰动？不能不说，该书的面世恰逢了资本主义世界财富分化日益扩大的当代现实，触及了人们对财富极端两极化、顶层财富代际延续的固化的担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流动性减弱，普通中产阶层向下迁移的集体焦虑。

它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其研究中指出，在过去30年里，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中下层群体（收入排名在后50%）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的国家。美国的这一现象导致“绝望”情绪在白人劳工群体中蔓延。

即便是美国中上阶层（资产净值超过全美50%人群，但低于最高10%人群），也感受到了收入停滞带来的压力。最近10年来，他们的收入增长率开始落后于社会经济阶梯上其他较低阶层和较高阶层的收入增长率，也成为了被财富“抛下”的群体。

皮凯蒂关注顶层1%人群的财富变迁，指出位居收入分配顶层1%的 人群与其他人群的差距拉大，已成为标志性的社会现象。美国曾经标榜和津津乐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经改变。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用“我们是那99%！”的口号，把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与阶级冲突鲜明地表达出来。

伴随财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蔓延，医疗与教育不再具有普惠性。美国有大量证据表明，精英阶层的许多人在从事所谓“机会囤积”活动。知名大学高昂的学费、对私人捐助的依赖、传承式录取政策、青睐精英子弟、照顾特定阶层申请人等等，使一流大学成为精英阶层自我复制的通道，而贫困家庭的孩子被挡在门外。不平等加剧剥夺了穷人给自己、子女和企业投入的资源，也大大缩窄了贫穷家庭子女向上跃升的机会和通道。

“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标语：我们是99%

皮凯蒂关注的问题并不止于财富不平等本身，更涉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富者愈富”的自我强化机制。如《21世纪资本论》所述，资本回报率长期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资本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上升，而资本家及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依托前辈积累的资源，把持一切机会追求财富扩张，巩固自身对财富和社会的支配地位，使资本主义社会沦为“拼爹”的社会。皮凯蒂关于继承收入的数据证明，阶级统治的模式有长期持续的趋势。

皮凯蒂进一步指出，财富不平等扩大固然会增加对平等政策的需求，但也会增强以财富阻挠此类政策的力量，支持金权政治统治的力量极为强大。财富不仅给富人提供了在权力走廊和公共领域的扩音器，而且塑造了社会效仿模式。在历史上，任何已经拥有财富的人都结成伙伴，无论其财富是商店、葡萄园、年金、工厂还是大庄园，全体有产者联合了起来，以防范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劳工阶层的觊觎和抢夺。这样的旨在保护财产的意识形态、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的综合体系也正在主导21世纪的政治经济秩序。在富豪阶层能够靠资源获得压倒性话语权的社会，政府致力于解决的是富豪们的问题，而非普通民众关切的事务。

这正是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持续发生的事实。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批评道：“美国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治方面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未能像美国宪法所承诺的那样‘促进大众福利’。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局内人的游戏，以牺牲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为代价，养肥了超级富豪和企业游说团体。”华盛顿成为富豪和利益集团围猎的目标，背后则是各种利益集团数以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游说资金和竞选捐款。

富者愈富的机制降低了社会流动性。2012年，时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不平等同社会流动性之间明显的逆向关系：不平等越严重，社会流动性越弱，这种现象很快被冠以“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而广为传播。

1月28日，成千上万的警察为被黑人“伏击”枪杀的22岁同事送葬，成为美国当下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

伴随社会流动性下降，曾经对“美国梦”引以为傲的大量中产阶级却正面临向下流动的危机感。这无疑将动摇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因而不平等问题也引起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界高层的关切。奥巴马时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珍妮特·耶伦（现任美国财政部长）在一次讲话中批评道："过去几十年不平等的加剧可以概括为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大幅度增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停滞，这不是什么秘密。我认为有理由质疑这一趋势是否符合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特别是美国人传统上高度重视的机会平等。”

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撕裂、阶级对立及政治斗争。那些陷于贫困的大多数以及对改变命运无望的人群对社会长期积蓄的不满或仇恨，终将以暴烈的形式宣泄或展开抗议，类似占领华尔街、冲击美国议会大楼或法国黄马甲运动一类的激烈冲突与社会骚乱，就注定会随时反复爆发。

爆发于2018年，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的法国“黄马甲”抗议

社会普遍的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为《21世纪资本论》的成功提供了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书受到的现象级拥趸。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把被重新唤起的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公众持续的沮丧情绪，视为《21世纪资本论》流行的关键因素。他在一篇评论中写到：“当我们的政治气氛被心怀抱怨的中产阶层主导，总统也把不平等作为其核心经济议题时，一本讲述财富和收入被愈演愈烈且无孔不入地集中到顶层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人群的书，怎么会不引起巨大轰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