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关系正在成为左右未来世界格局演进方向的关键。

国际关系理论惯用“权力转移”来描绘世界格局转换，其基本逻辑是：主导国通常不肯让权给崛起国，而崛起国必然会利用自身快速增长的实力，拓展海外市场、堆积军事能力、垄断尖端技术、排挤主导国利益，藉此改变原有秩序和规则，谋求与自身新的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特权”，由此导致既有秩序瓦解。当崛起国的努力取得成功、世界主导权的过渡完成时，新的秩序就开始了。回望历史，近代以来的世界“领导权”转换都是在西方国家间发生的，虽不乏激烈争夺，但竞逐者有着相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所产生的“权力转移”本质上是同一政治文明形态内部的“领导权”更迭。比如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与英国之间的世界权力更迭，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实现，美国借助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实力，成功实现了对世界权力的接替和对国际体系的部署与掌控。

然而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再度出现调整的动向，而这次推动变化的张力不是完全来自于西方同质文化圈内的国家关系变化。新的冲击力至少部分是由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文化乃至政治信仰和发展道路上都与现存的主导性大国截然不同的国家之崛起带来的。中美多重特质差异决定了这一轮格局调整中的利益重置和规则的再确立，其特殊性、广泛性和复杂性，都将是数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所未有的。

美国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崛起。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国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美西方的经济、贸易等利益深度交融。美国无法像对待苏联那样全面遏制、彻底打压中国，更何况中国并没有显示出要与美国争霸天下的政治意图。中国的国际政治基因是反对霸权的，中国国际政治主张的倾向性是多边主义和多极化。但是美国出于霸权的惯性，做不到对中国的追赶无动于衷，也不想任由中国尽享机遇。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政策，释放出大国博弈的信号，摆出如果中国不想打冷战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挑衅姿态。但目前的特朗普政府难以完成美国对华新战略思维的构建，他本人更关心的是在竞选中有过承诺的经贸等具体问题。而美国战略界的强硬势力显示出更深的竞争意图,短期内试图尽可能地压制中国的赶超势头，长期则想通过战略围堵和遏制，赢得阻止中国获取所谓世界主导权的终极博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鹰派势力试图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摩擦中增加冲突因素，包括在贸易谈判中增加政治要求，在科技、军工、电信系统等关键领域推进“脱钩”。美国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开展战略统筹，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制衡。

如果把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么前半个“圆”算是画完了，也即美国内基本形成必须调整政策以更坚定、有效地牵制中国的共识，要把中国当作一个崛起的强国对手来对待。但后半个“圆”怎么画，也即究竟构建什么样的对华新政策，则还缺乏清晰的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的、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接触合作，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由此可见，中美关系将揭开新篇章，彼此既存在观念、目标、路径上的差异，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需要协同，未来世界局势如何演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选择。

四、怎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命题。

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动因来自世界主要力量的消长变化，不是脱离中国发生的。崛起的中国既是“变局”的一大促进因素，又是“变局”巨大影响的承受者，更是其方向的重要影响者之一。没有什么比做好我们自己更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把中国自身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放在一起考察和考虑，找准中国的位置、利益和作用，把握好变局当中蕴含的机遇和挑战，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坚持推动和平合作，坚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主动驾驭、影响和塑造变局，为自身发展不断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影响力，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和平与发展大趋势动态演进的结果。尽管世界乱象横生，但尚未打破大国的相互制衡，尚未瓦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也未能颠覆二战后行之有效的外交原则和国际机制。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的积极影响也将日益强有力地作用于这个世界大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论断：“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一论断提示我们，在对和平与发展保持信心的同时，不能高枕无忧，对变化视而不见，必须对风险挑战的不断增多有足够警觉和反应，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主动博弈、积极引导，努力塑造良性发展条件，有效防范、应对各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