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这一论断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深刻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对时代特点和国际趋势做出的敏锐判断，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之变，动能之一是中国的崛起。

广义上讲，世界格局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国际力量的结构，狭义上是指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主要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状态。随着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解体，美国成为唯一霸权国，试图确立以“美国治下的和平”为特征的单极世界。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世界格局实际上呈现的是“一超多强”形态。经过20多年的演进和多种力量消长的相互作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发生动摇。

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收缩，构成新一轮世界格局调整的主要牵动因素。中国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实现较长时期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基础设施之完备、制造业规模之巨大，受到全球瞩目和认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表现良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中国在制度、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开始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都得到增强。

2014年11月10日，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焰火表演在奥林匹克公园举行。

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对伊拉克、阿富汗采取军事入侵行动，并试图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改造，其追求的目标超越了现实可能和自身能力，造成战略透支。而在经济层面，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2004〜2014年为0.4%，不到上世纪70年代的1/4，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放缓；监管失策导致金融危机，波及欧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国内二次分配上也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贫富差距拉大。美学者对目前的政治极化和政府效能下降忧心忡忡。

美国作为世界的主导性大国，在战略判断和政策上不断出现失误，导致国力和影响力下降，财政捉襟见肘，主导世界事务的意愿发生动摇。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再热衷于对外投入，急于甩掉“不必要的”责任，避免再陷热点泥潭。这样的美国，即便能维持世界强国地位，也已开启霸权盛极而衰的曲线。美国开始对其他大国的上升感到焦虑，从战略上重新聚焦大国竞争。与此同时，西方“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模式遭遇信心危机，欧盟出现离心和右化倾向，内部矛盾成为焦点，联合行动能力减弱，与美国的矛盾也在扩大。在美国地位动摇的背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地位危机。

用一组数据很能说明力量对比的变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91年冷战结束时，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的情况是，美国25.73%，经合组织（OECD）国家82.7%，中国1.59%；2018年美国是23.88%，OECD国家是61.3%，中国是15.9%。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9；2010年美国自伊拉克撤军时，中国的GDP已接近美国的1/2，现在则达到美国的60%以上。照目前趋势，中国在2035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大概率事件。然而，美西方仍然拥有超强的综合实力和国际体系里的优势地位，其相对下降是“慢动作”过程。考虑到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汇率因素、国际安全等变量，美国国力的恢复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美在同一国际体系的有限时空内出现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也更加凸显两国包括政治异质在内的结构性矛盾。未来相当长时期，美国无力阻挡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也不具备全面取代和挑战美国的充分条件，双方相互竞争、彼此防范，但又无法彻底对立隔绝。在真正确立多极格局之前，世界将在过渡期中摸索前行，这期间的不确定性和机遇、风险都会更加复杂。

二、中国之和平崛起，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背景下的新型崛起，时代的变革为中国的成功提供了机遇。

作为世界格局之变的重要背景，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不仅带来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导致世界权力越来越分散，不可避免地引起地缘经济、政治利益和制度、文化影响力的重置。数百年来，世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重心局限于西方世界内部，冷战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促成今天这样的产业链和利益链在全球范围更加广泛的分布，中国这样的规模大国也得以从链条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也日益暴露，财富过度集中、金融缺乏监管等弊端凸显。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泛滥。特朗普正是被这股潮流推上台的，他主张“美国优先”，大搞保护主义，使全球体系面临裂解、重组的压力。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恐怖威胁、海上安全、塑料污染等全球性挑战，呼唤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国家间携手合作、防范风险。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需求，呼唤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承担部分责任。中国通过倡议“一带一路”、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金砖合作等努力，主动提供新型公共产品，赢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全球治理的“赤字缺口”巨大，并非任何一国能独自填补，未来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完善离不开国际协调与合作，也不可能脱开现行国际机制“另起炉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快学习和适应，以提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海”里畅游的能力。

世界变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虚拟现实以及合成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预示着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到来，足以颠覆人类生产生活的传统形态。而在这些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中，美西方与新兴国家都参与其中。中国也及时搭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快车，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发挥制度、产业和人才优势，在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网络、区块链、感知应用、5G等领域，站到了与发达国家接近的起跑线上，在个别领域甚至争取到比肩的优势。当今世界，美国仍是最能孕育和研发新技术的国家，中国则以融合和应用见长，未来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贡献和中美两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