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瓦尔代论坛上发言时，我概述了我认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应构成两国关系基础的六项原则。在我看来，已经发生的事件和时间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我所提出的建议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我将尝试对它们进行阐述。

首先，开放交流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核心价值观。

试图人为设置障碍是恶毒的，这不仅因为这会阻碍正常且互利的经济发展，更因为在自然灾害和社会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各国断绝联系尤为危险。不幸的是，这些已成为国际常态。

例如，去年小亚细亚发生灾难性地震后的情况就令人难以接受。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对叙利亚人民的援助被阻断，一些地区因此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而这类自私、机会主义的利益考量阻碍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例子并不罕见。

我去年谈到的无障碍环境，不仅是经济繁荣的保障，也是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求的保障。面对包括快速技术发展后果在内的新挑战，人类智慧、努力的团结一致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反对开放的主要力量正是那些不久前还高举开放大旗的人。如今，同样的势力和人试图利用限制手段作为向异见者施压的工具。这同样不会奏效，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去政治化的开放环境。

欧盟 资料图：新华社

其次，我们一直认为世界的多样性是其可持续性的前提。

这看似矛盾，因为多样性越丰富，构建统一图景就越难。当然，普遍性的规范应该会有所作用。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无疑，这很难，绝非易事。但首先，不应出现一种情况，即某个国家或相对较小的人类群体的模式被当作普遍模式强加给所有人。其次，任何传统的、甚至是在完全民主的前提下制定的法则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被当作指令，或被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强加于人。

国际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其价值和独特性在于其文明的多样性。国际法是国家间，甚至是人民间协议的产物，因为法律意识是每种文化、每种文明不可或缺且独特的组成部分。当前讨论的国际法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成长的危机。

此前因种种原因处于政治边缘的民族和文化的崛起意味着，他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独特观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观念各不相同，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和谐、嘈杂的印象，但这只是形成的初级阶段。我坚信，只有基于多声部的原则，即所有音乐主题的和谐共鸣，才有可能建立新的世界架构。如果说得形象一点，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不是多中心，而是多声部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所有声音都能被听见，而且必须被听见。那些习惯于并想要独唱的人将不得不适应新的世界乐章。

我已说过二战后国际法的情况。国际法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它由战胜国撰写。但世界在变化，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崛起，强大的经济体正在发展并逐步走向前台。当然，法律规制也必须随之改变。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但这一进程不可避免。法律反映生活，而非反过来。

第三，我们多次说过，新世界只有在其原则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发展。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篡夺他人权利、个别人人想要代表他人发言和行动的做法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些通常被称为大国的国家已经习惯并自认为有权决定他人的利益，这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切实际！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的国家利益之上。这不仅违反了民主和正义原则，更糟糕的是，它从根本上阻碍了我们去真正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未来的世界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其多样性。参与进程的人越多，当然就越难找到适合每个人的最佳方案。但一旦找到，就有希望找到可持续且持久的方案。这也使我们得以摆脱暴政和冲动行事，反过来让政治进程变得有意义且理性，且遵循合理自足的原则。

总的来说，这一原则已载入《联合国宪章》，并且也体现在安全理事会中。否决权是什么？否决权是为了什么而设立的？就是为了让不符合国际舞台上各方利益的决定无法通过。这到底是好是坏？对于某些人而言，某一方在决策时被设置障碍可能是坏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有好处，那就是不符合某一方利益的决定无法通过。这一规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分歧和矛盾就必须去谈判室谈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然而，由于世界正日益走向多极化，我们必须找到能够扩散此类实践和机制的工具。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解决方案不仅应是集体的，还应包括那些能够为解决问题作出重大且有意义贡献的参与者。首先，这些参与者应是那些对找到解决方案直接感兴趣的人，因为他们的未来、安全，乃至繁荣，实际上都取决于此。

有无数例子表明，原本复杂但实际上可解决的邻国和民族间的矛盾，由于外部势力的阴谋和粗暴干涉，变成了不可调和的长期冲突。这些外部势力原则上并不关心冲突各方的命运，不在乎将流多少血、会产生多少受害者。他们只是被自私的利益所驱使，而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我还认为，区域组织将在未来发挥特殊作用，因为无论邻国之间的关系多么困难，它们总是因对稳定和安全的共同利益需求而团结在一起。妥协是它们建成对自身发展有利环境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