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请允许我做一些哲学上的离题发挥。我们现在聚集于一个辩论俱乐部，所以，我希望我接下来的发言与这里迄今为止的辩论主题是一致的。

我已经说过：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它与以往世界体系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两种看似相互排斥的现象并存：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冲突迅速加剧且碎片化；另一方面是整个世界空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悖论。毕竟，我们习惯于认为这些趋势通常是可以相互交替、相互取代的。几个世纪以来，冲突和关系破裂频发的时代与更流行友好互动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事实证明，如今这种规律不再奏效。那么，让我们试着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些推理。激烈、顽固、情绪化的冲突当然会极大地复杂化全球的发展前景，但并不会中断它。政治决策甚至军事手段所摧毁的互动链条，会有其他链条取而代之。是的，这些新链条会更加复杂，有时甚至会令人摸不着头脑，但它们会保持世界各地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我们从近几年的经验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不久前，所谓的集体西方世界前所未有地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之外。对我国实施的制裁和惩罚性措施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对手以为他们会给予俄罗斯毁灭性的打击，让俄罗斯无法恢复元气，不再是国际生活中的关键成员之一。

我想我无需提醒你们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仅从瓦尔代论坛周年庆典吸引了如此多重量级听众这一点来看，便足以说明问题。但重点当然不是瓦尔代论坛本身。重点是我们所经历生活的现实，是俄罗斯所处的环境。世界需要俄罗斯，华盛顿或布鲁塞尔那些所谓的他国主宰者的决定无法改变这一点。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游泳者也无法逆流而上，无论他使用什么技巧乃至兴奋剂。而世界政治的主流、大势正与西方的愿望相反，是从日薄西山的霸权世界转向冉冉升起的多极化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让我们回到历史辩证法，回到冲突与合作时代的更迭上来。世界真的已经变得让这种理论、这种实践不再适用了吗？让我们试着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冲突究竟是什么，今天是谁正在参与这场冲突？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当我们的努力和巨大牺牲终于击败纳粹主义——这一20世纪上半叶最恶毒、最具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产物之后，人类便面临着避免这种现象死灰复燃、避免世界大战重演的任务。尽管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和局部冲突，但当时的总体方向是确定的，那就是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摧毁古典殖民体系，增加国际政治中全权参与者的数量，国际体系对开放和民主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资料图：新华社

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的技术和社会经济理论不断涌现，旨在寻找发展机遇、提高社会福祉水平。当然，像任何历史进程一样，这也引发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但我要重申，在各个方面追求和谐与发展的总体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国家，也就是当时的苏联，为加强这些趋势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愿意帮助那些摆脱了殖民或新殖民主义的国家，无论它是非洲、东南亚、中东还是拉丁美洲国家。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正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出了结束意识形态对抗、克服冷战遗留问题并采取行动结束冷战，然后克服其遗留问题，消除那些阻碍世界统一和全面发展障碍的倡议。

确实，考虑到当时国家政治领导层的决策最终所招致的后果，我们对那个时代有着复杂的情感。我们不得不应对一些悲剧性的后果，并且至今仍在与之斗争。但我想强调的是，那股冲劲本身值得肯定，尽管我们的领导层和人民在当时表现得有些不切实际地理想化，甚至如我们今天所见，有些天真，但它无疑是出于对世界和平与普遍福祉的真诚愿望。这种愿望事实上历来就植根于我们人民的性格、传统、价值体系以及精神和道德坐标之中。

然而，为什么这样的愿望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呢？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知道答案，我已经不止一次以不同方式提到过。因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另一方并没有将当时的历史事件视为一个以新的、公正的原则重建世界的机会，而是视为自己的胜利，视为我国的屈服，因此也视为确立自己作为胜利者的完全统治地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