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国外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观察角度不同，所以关注点和得出的观点也不同。比如说前些年，我更多地和欧美学者打交道，他们当时关注的是中国大市场。

近几年，我更多地和东盟打交道，和以东盟为主体的RCEP（国家相关智库）成立了一个RCEP智库联盟。东盟更多关心中国未来的增长，中国的增长在RCEP中扮演什么角色，东盟能不能跟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逐步实现一体化等问题。

3月30日，我们在海口举办了“共筑蓝色经济伙伴关系——2024 RCEP区域海洋经济青年对话”，大家共同认为海洋经济、蓝色伙伴关系一体化完全有可能。

我认为，东盟更关注未来10年、20年中国的增长如何，（如何）与它们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比如打造以东盟为主体的RCEP成为这个区域的增长中心。当然，也有些学者更多关注中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能不能解决，如老龄化的问题、利益分化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等。

这些事情都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应该客观地向他们介绍中国情况，跟他们客观地进行讨论。

2024年3月30日，“共筑蓝色经济伙伴关系——2024RCEP区域海洋经济青年对话”在海口举行。中改院

观察者网：在国际论坛和国际交流上，您被国外的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迟福林：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前景。在不同的层面，他们会提出中国的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能往哪里走，改革会如何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我告诉他们，改革是中国的大势所趋，是中国的一个大势头。

观察者网：去年您出版了一本书《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促使您专门为年轻人写一本您亲身经历的改革的书，最初的缘由是什么？您觉得年轻人乃至全社会对我们国家的改革还需要有怎样的了解和认知？

迟福林：我想通过亲身经历谈两个例子：

第一，2021年，我受邀为一所大学作改革开放史讲座，6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提问环节有一名学生说：“民营企业家都是资本家”。这位学生的话音刚落，场内响起热烈掌声。这让我意识到，需要和大家讲清楚中国是怎么发展民营经济的，民营经济在社会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虽然民营经济有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是严重的缺陷，但是它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联系，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正能量可能远远大于某些企业家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吃花生米的事情，这可以看出，学生对改革开放这段历史了解得并不多，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客观地介绍给他们。所以从2012年开始，中改院就成立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做改革开放的人物采访，做改革开放的实物（收集），做改革开放的历史展览。期待能在改革开放50周年的时候，把这些资料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国的改革。

青年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我不止一次被青年人问过，我们现在过得好好的，还需要改革吗？一些90后或者00后出生的孩子，他们从一出生就过得很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因此，我们要更多地向他们介绍，使他们对改革充满热情，充满激情，充满参与的动力，有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到改革中来，我们的改革才更有力量。

想当初，我30来岁搞改革研究的时候，天天点灯熬油，经常几个通宵连续工作，到处跑，到处调研。我认为，改革需要冲动，这种冲动不是无理性的冲动，而是一种激情。

改革本身是个探索的事业，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是明确的，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在这个情况下需要大家有激情、有热情。

接下来，讲好改革历史、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奉献更多的建议，我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虽然我70多岁了，但是我还充满活力，我的责任还没有尽完。二十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还需要做更多有关改革的深入研究，来服务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