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中国香港电影《破·地狱》探讨了生死议题与家庭关系，您看过这部电影吗？

李昀鋆：看了，这部电影上映时在香港非常受关注，如果不看，就会在许多对话里out了。说实话，可能因为我的期待被拉得太高，看完之后反而会有一些想吐槽的部分，特别是片中那位父亲角色（许冠文 饰），他或许非常真实，正是我们华人家庭中常见的那种“死都不说好话”的父亲、不擅表达爱的父亲。但也正因为真实，让人看得有点“气”，明明可以在生前开口说出来的话，他偏偏不说，等到死后还要透过一封信、透过第三方来转达和解。

这种设定让我忍不住从心理学或家庭治疗的角度想吐槽——这明明是父女之间的关系与伤口，为什么总是需要把第三方拉进来？为什么宁可绕一大圈，也不愿意“好好说一句话”？其实在临终关怀中，专业工作者会非常鼓励推动所谓的“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因为唯有在关系真正走向完成与释怀时，生者与逝者才能真正地各自“安息”。

但电影也有打动我的地方，最让我感动的一幕是葬礼经纪人魏道生（黄子华饰）学习如何处理遗体那一段，我哭得很夸张。他虔诚地学习帮逝者擦拭身体、化妆、换衣服，让那些逝者非常有尊严地得到照顾。我还记得有一个逝者是婆婆，她生前戴着眼镜，魏道生帮她整理完遗容之后，也把她生前戴的那副眼镜放进了棺木。

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死者原来可以得到这样有尊严的照顾。有的人潜意识觉得遗体“晦气”“恐怖”，但当遭遇亲友离世时，你的感受会完全不同。我也很喜欢韩剧《照明商店》里的一幕，刚学习入殓的女生听到遗体发出声音惊慌失措，她的师傅解释那是故人身体里大量气体泄出的声音，“不是尸体，是故人，即使死了依然是人。”

观察者网：您提到在朋友丧亲时，不要说“节哀顺变”，这种话看似是安慰，其实是评判、堵住丧亲者的哀伤。据您研究，丧亲者希望朋友关心其哀伤吗？他们更能接受怎样的表达方式？

李昀鋆：丧亲者其实是希望得到关心的，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别人提起哀伤，而是身边的人好像“无所谓”，仿佛他们失去的亲人不值得被记得。他们不是害怕被“打扰”，而是希望那份打扰是温柔、体贴、没有评判的。

不少受访者都提到，他们很希望朋友能关心自己，但不知道怎么开口，也害怕让对方尴尬、被当作“太脆弱”。比如有一位告诉我，她希望的方式是不用当众，而是一对一，比如约她吃饭，问她怎么样，关心她。所以，只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空间，很多人都愿意谈。

我的建议是可以给他们发具体的、生活化的问候，比如“最近睡得好吗？”“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去看场电影？”，这些问候没有情绪压迫，也没有催促他们“振作”，更容易让他们愿意回应。

不说话的陪伴也很有力量。尽量出席葬礼，哪怕什么也没说，只是坐着，这种“无声的在场”是一种更深的支持。在重要纪念日“记得TA”，比如在忌日、父亲节、母亲节这些特别的日子发一条信息。在我们还缺少关于哀伤的语言时，或许可以多用一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从倾听、记得、陪伴这些温柔的行动开始。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提到社会层面应该增加疗愈资源，能否举例说说，丧亲者特别希望获得什么帮助？

李昀鋆：根据我的观察，尽管哀伤辅导尚未成为主流服务，但上海和香港已有一些针对公众的积极尝试。比如在香港，有数家专门提供哀伤辅导的非政府机构，他们不仅提供个别辅导、哀伤支援小组、同路人网络，还举办公开讲座与哀伤教育活动，服务都由受过哀伤辅导训练的社工或辅导员主理。这些资源很容易搜到，且申请门槛低，多数为免费服务。

还有医疗—社区的哀伤跟进也很重要，比如，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过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医院社工或合作机构的义工会主动致电或寄信给家属，关心其情绪状况。这种主动式介入对丧亲者极其重要，因为最痛的时刻，往往就是最说不出口的时刻，这时候的一通电话可能就是一个人被世界重新接住的起点。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以由基金会或者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的形式来进行的。

另外，香港的医院与殡仪馆现在也会主动提供哀伤支援机构的宣传单和信息。最后，学校的哀伤教育很重要。香港已经开始在中小学推动生死教育，将死亡与丧亲议题以适龄方式带入课堂，但这样的例子不多。这些教育，可以让听者至少知道，哀伤不是“错”，丧亲可以被说出来，也可以提升学生的同理心，减少丧亲学生遭受孤立的情况。

《与哀伤共处》，李昀鋆著，2025年3月，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