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提到丧亲身份在婚恋市场被当作劣势，丧亲者家人会让他们别主动透露家庭情况，还有相亲要求 “父母双全”，书中将此视为 “污名化” 。不过，也有人认为，在一线城市打拼的独生子女需面对经济压力、双职工家庭还需面对育儿压力，婚恋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并非是对丧亲者的 “歧视”，您怎么看？

李昀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揭示了哀伤经验不只是一种情感历程，更牵涉到身份、社会结构与制度性不平等。我在书中所说的“污名化”，其实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在婚恋时出于现实考虑，而是指出当丧亲者因其经历而被预设为“有问题”“有风险”“缺乏支撑”时，这种预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标签化与排斥。污名的伤害在于，人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生命经历，在起点就被否定了。

确实，在中国当下的婚恋语境中，“父母是否健在”常被视为现实层面的考虑，比如是否有长辈帮忙带孩子、是否能共同支撑房贷、是否有稳定的家庭后盾等。这些讨论，从表面看是理性的安排，但当这种“合理化”进一步演变为对丧亲者的排斥与怀疑时，就会变成一种制度性偏见。

比如，“他妈妈去世了，所以婚后肯定情绪不稳定”“她是单亲家庭，不太会处理关系”“这种背景的人可能有心理问题”，这些说法都是将一段无法选择的生命经历转化为对个人能力与人格的负面预设，这正是污名化的典型机制。“六个钱包”与双职工育儿压力确实是当下家庭结构下的真实压力，而正因为这样，社会更倾向于将“风险转嫁”给弱势者——其中包括失去父母的独生子女。

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焦虑未来的“支持系统”，所以反而会将丧亲者视为“不够稳定”“缺少家庭资源”的一群人，甚至鼓励他们在相亲中“不要主动透露家庭情况”。这种让丧亲者自我隐形、主动规避污名的社会氛围，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结构性排斥。

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下，当越来越多人要为四位长辈的养老与照顾承担沉重压力时，丧亲者反而在这方面没有太多负担。那么，从某个现实资源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是“更能独立生活、更有没有照顾负担”的一群人，不是吗？

我完全理解婚恋中存在现实考虑，这是每个人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诚实地看到，当社会不断强化一种“理想家庭模板”，并将不符合模板的人自动边缘化时，这已不只是选择，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歧视与社会排除。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婚恋市场有现实层面的考虑，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社会学与伦理的视角，去质疑这些看似“合理”的标准背后，是不是在无形中伤害了某些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人。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让一个因为经历过丧亲而更加敏感、坚强的人，在婚恋市场上变成“必须隐藏身份”的存在。

李昀鋆把“时间不会疗愈”（Time won't work）刻在了iPad上。

观察者网：葬礼对生者接受亲友死亡、宣泄悲伤意义重大，有仪式感的告别很重要，但如今不少地方殡仪馆告别仪式像赶场，时间固定、花圈重复利用、工作人员还催促。有没有受访者和您分享过这类经历与不适？您怎么看待这种缺乏温度的告别仪式？

李昀鋆：从我当时的访谈里，关于这一部分的资料并不多。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说，如果那个“最后的告别”进行得太快、太机械，家属还在哀伤的情绪中，逝者已经被“拉走换场”，这种匆忙会让很多人留下深深的遗憾，甚至觉得自己的亲人没有被好好告别，也没有被足够尊重。

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母亲去世那天，医院动作很快，护工来得很快、太平间安排很快、火化程序也很快。我甚至还没好好和妈妈“独处”一段时间，她就被推走了。那种“没有来得及好好说再见”的感觉，至今都在我身体里留着。

我认为，葬礼和告别仪式的意义并不只是“办完一件事”，它其实是给生者一个慢下来、安放情绪、认知“TA真的离开了”的机会。如果这个过程太匆忙，我们就可能错过了悲伤的第一站，也错过了和逝者好好道别的机会。而且在我们之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可能是在脑子里翻滚，回想当时丧礼上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没有给到逝者应有的尊重。

所以我真心希望，未来我们的制度与服务设计能为丧亲者留出更多“慢下来”的空间。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在限定的几分钟里说完；不是所有的道别都能被压缩进一场高效的仪式里。让告别拥有温度，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哀伤的一种深刻回应。

观察者网：在书中，您坦诚分享了母亲离世后，父亲在未告知您的情况下很快开始相亲，这给您带来了巨大痛苦，您也为母亲感到命运不公，相信这是段很艰难的经历。后来您有和父亲聊过内心的感受吗？当他了解到您这项关于哀伤的研究后，有没有表达过什么想法？叔叔是否读过您这本《与哀伤共处》？

李昀鋆：好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内心反复拉扯的问题。我其实一直尝试和父亲沟通，和我哥一起。但我们的父亲，可能就像很多他那一代的长辈一样，从来不习惯谈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感受。即使我们很努力想要靠近，他还是始终不愿意“分享”，这让我很困惑，也让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我怎么努力，都走不进他心里去。

但从他有限的回应中，我也多少能感受到他的想法——在他所生活的环境里，丧偶的男人“应该”要再找一个伴侣。其实我的父亲是第二次丧偶，我哥哥11岁时，他的亲生母亲病故，后来我爸爸遇到了我妈妈。

我爸爸会说，他还有很多年要活，希望有个人陪伴、照顾他。其实一年前我已经说服自己接受了阿姨的存在，我们也见了阿姨，我第一次知道父亲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至于我父亲怎么看我做的这个研究，我在博士快答辩的时候，才跟他说我研究的是哀伤，他当时的回应是：“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这个领域也是需要人做的。”我当时很想苦笑，因为我想听到的，其实是他在看见我的痛苦后给一句宽慰，比如“你因为妈妈的去世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我没有听到。

这本书快出版时，我又把链接发在家庭微信群里，说这是我博士论文出版了，是我献给妈妈的，我爸和我哥连一句话都没回应。后来我和爸爸通电话，他只问我书多少钱、几页，说实话，我当时听到真的有点生气，就用“不知道”搪塞过去了。后来，我还是决定寄一本书给他。他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看到这44位年轻人，我觉得很心疼。”我没勇气接着问：“那我呢？”

今年4月我回了一趟家，想跟他好好聊聊，阿姨表现得热络，主动跟我们沟通，而我爸爸一直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们聊天他也不怎么参与，也不会回应我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下一次会试试在电话里讲。

李昀鋆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发的朋友圈，她用母亲离开她的天数做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