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卓】

近日，印度宣布全面恢复对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并向全球各驻外使领馆下发通知，重启签证受理程序。

与此同时，中印直航也在陆续恢复。继印度靛蓝航空（IndiGo）开通加尔各答—广州航线后，多条航线进入重启安排。

这一系列动向被一些舆论视作印度推动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释放缓和信号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因疫情和边境问题中断五年的人员往来正逐步解冻。

印度靛蓝航空（IndiGo） 资料图

拖延的直航恢复

此次直航的恢复，经历了一场长达数年的拉锯，印政府将恢复直航视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在该议题上长期拖延。

航线中断始于2020年。印度当年3月以疫情为由停飞国际航班，却在短短两个月后便恢复了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通航。随着6月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印方单方面中止了对华所有直航客运。这一中断状态持续了五年，期间两国往来人员只能辗转香港、新加坡等第三地中转，耗时费力。

直航的长期缺失，与印度严苛的签证政策叠加，对依赖人员流动的行业造成了直接冲击。电子制造、设备安装、供应链采购等领域因缺乏稳定的往来便利而深受影响，部分企业的项目进度已出现明显延误。印度工商界虽屡次表达关切，但未能有效推动政策改变。

僵局在2023年出现转机。中方自2023年起多次提议恢复直航，但印度方面坚决将“解决边境问题”设定为恢复任何关系的前提，将民航合作与领土争端捆绑，使其成为印度的“可打之牌”。

即便在2024年10月双方达成边境脱离接触协议后，印方对恢复直航仍持消极态度。这一僵局的突破始于中方率先向印度公民开放神山圣湖朝圣通道及陆路口岸。在此背景下，2025年8月王毅外长访印期间，双方在十项共识中明确写入要恢复“中国内地和印度直航航班”。然而，印方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仍继续拖延，将直航恢复视为外交筹码而非互利举措。最终达成的直航安排，更多是印方在外交对等原则下的被动回应，而非出于深化合作的内在动力。

外部环境特别是美印关系的变化，成为促使印度态度对华软化的关键因素。面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关税等领域不断加大的压力，印度需要通过展现外交灵活性来争取战略回旋空间。在此背景下，对华恢复直航、放宽签证等缓和举措，更多是向美国传递印度“并非别无选择”的信号，以期让美“回心转意”。这种有限的“对华示好”，本质上是印度的策略性举动，而非印度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中印直航恢复的艰难过程无不体现印度对华政策中的保留与戒备。即便在当前关系缓和期，印方仍将直航视为对华“让步”而非互利举措。这种根深蒂固的防范心态，在签证政策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设障的签证开放

印度对华签证看似放开，实则从申请到审批层层设障。其繁琐的申请流程、严苛的审核标准、巨大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一场“服从性测试”。

整个申请流程从一开始就问题频出、困难重重。7月印度驻华使馆宣布开放旅游签证时，其签证中心官网的中英文页面就出现明显出入：英文版要求10万元银行流水，中文版却显示100万元。这种基本信息的不一致，反映出印方在签证事务上的不严谨、不上心。

更令人困扰的是后续不断增多的材料要求——从户口簿、无犯罪证明公证到详尽的在职证明，所有文件都需要准备标准统一的英文翻译件。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签证中心、甚至同一窗口的不同受理人员手中，可能得到不同的处理结果，规则的模糊性与执行中的随意性令人无所适从。

尤为困扰的是那些近乎苛刻的细节要求。例如签名必须使用黑色水笔且与护照签名字迹完全一致、商务签信息表问题超出签证范围、对公司名称的翻译版本要求绝对统一等等。这些看似细小却极易出错的规定，大幅提高了申请门槛。由于预约名额紧张和反复退件，许多申请者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还要承受经济损失。

这些做法，折射出印方在处理对华签证事务时刻意阻挠的心态。印方在处理中国申请人时，经常通过追加材料、放大细节要求、制造程序不确定性来人为提高申请成本、刻意增加阻力。最终效果是，签证手续被迫变得冗长、繁琐、难以预期，远离正常人员交流应有的便利性。

这种签证操作方式，也反映了当前中印关系中的微妙气氛。印度对华表面有所缓和，但在实际执行上依然谨慎，多采取保留性的做法。印方既希望保持缓和姿态，又刻意在具体执行程序上设置障碍，这种矛盾做法让人员往来成本被不必要地放大，也削弱了恢复互信的空间。若这种处理方式不变，中印之间交流的改善仍会受到明显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