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里面计划的部分，两者之间会有哪些不同？

陈平：列宁的计划经济是直接模仿西方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用国有制取代西方的私人垄断资本。西方的计划经济，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国立实验室和州立大学，土地是赠予州立大学的。牛津和剑桥名义是非公立的私立大学，实质接受政府补贴，教职员和学生享受稳定的待遇和福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比例比中国的北大清华高得多。法国的核研究就是西方的国有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很大程度是解决就业问题。西方试图用福利制度解决就业问题，例如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制造业劳工成本，最终失去国际竞争力。中国国企的社会效率高于西欧的福利社会，所以中国的竞争力高于美国和西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面的计划部分与资本主义市场里面的计划部分相比，不同之处只在决策机制。

西方总统制、内阁制、最高法院、央行等分权机制背后，都是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抗衡和交易，程序法治治标不治本，效率越来越低，无力从基础上解决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中国宏观金融、反垄断的决策机制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中国是党的领导优先，经济指标也是地方行政官员的工作考核指标。自上而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能够执行到位，而且能大幅度规避追求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垄断调查？基于此，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陈平：中国的反垄断调查，还在初期阶段，学习西方的反垄断经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监管商业模式。大数据涉及国家安全，信用监督，以及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的差别。垄断平台形成了政治话语权，私有平台的运营者利用大数据攫取过高的政治权力，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经济学不懂价格以外的科学信息的重要，军事战略家才懂。否则美国找不到本·拉登，中国也破不了湄公河大案。大数据涉及到情报战和信息战，中国金融监管还处在初级阶段，监管部门需要学习平台的模式和技术。中国的经济缺少自己的理论，缺少自己的经济学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把西方经济学当作主流和教科书，不会区分多个经济学流派互相竞争的经济学思想。采取的是拿来主义，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没有国际经济学理论竞争的话语权。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不少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名称，比如“新常态”；“双循环”是用了《资本论》中的概念，西方经济学的输出输入模型，没有循环的概念；“要素自由流动”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是供给学派“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因为所有组织的要素流动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自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中国应该定自己的标准。

观察者网：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高水平”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去做？

陈平：“高水平”完全有不同的标准。欧洲的高水平强调环保标准、劳工标准，是制衡美国标准的。美国贸易战提出的标准，是制衡中国的国企和产业政策的。中国提出的"高水平"，是应对不同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规则。

我建议的高水平游戏规则，要应对的是美国五角大楼策划的金融战与核战争。中国这些年放任房地产投机，资本过度扩张，使年轻人和中年人不敢结婚和生育孩子。如果还要搞超大城市，通勤时间长达一两个小时，年轻人哪里还有学习和恋爱的时间？片面追求资产保值增值，片面追求人均GDP指标，不符合人民真正的安居乐业的社会诉求。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指标，不能照搬西方教科书指标。经济政策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竞争形势，绝不能纸上谈兵。

中国和西方的现实都是“混合经济”，“市场经济”的实际比例小于50%，甚至30%。作为物理学家，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定义和统计问题极大。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指导顶层设计，会严重脱离中国与世界的实际。

之前我们学习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现在弊病越来越多，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学习德国的模式。学习德式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平衡资本与劳工、大城市与乡村、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我们需要一方面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在分配上兼顾资本与劳工，体现社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