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族国家的观念从何而来？正是从“外争国权”的五四运动而来，从巴黎和会的“奇耻大辱”对知识分子“多年教育”的冲击而来，从白话文作为交流沟通载体推动现代教育更快更广的普及进程而来。观念变革驱动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世界改造的加速，远比重点倡导“不随地吐痰”之类的新生活运动重要得多。

以语言教育为牵引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教育在偏远山区的普及，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我所挂职的滇西国家级贫困县，且不说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便是作为方言的地方版本“汉话”，也不能说达到全覆盖的程度。而在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中，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写标准汉字，意味着隔绝于现代教育文化和市场体系之外，非但在自身文化水平提升上受到限制，也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接受程度和就业质量。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顾颉刚将讨论的重点回归到学术与教育，指出了两个“可怕的现象”。

一是教育“大跃进”诱发的整个大中学教育体系的质量失控。五四运动风云际会在北京大学的直接后果。那是因为五四时代只有北大一家国立大学，全国人才趋之若鹜。五四之后，国立大学增加，而不少专科性院校也都升格为大学。

大学“扩招”，大学教师供不应求，于是中学里一些优秀的教师转作了大学教员。兵荒马乱之际，大学教师碍于面子还能坚守岗位，中学教员本身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如前者，于是离岗或兼职经商者不在少数，加剧了中学教师的缺口，于是“剜到筐里就是菜”的滥竽充数就见怪不怪，中学教学质量的下滑便成为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顾先生忧心忡忡道：

“我亲眼所见，许多大学里初毕业的劣等生，论学则懵然无知，写文则别字连篇，这一类的废材居然一个个当了中学教员，而且校方求之不得、一提就成，初不必本人去钻营请托。我又亲眼见到，原有的中学教员，一教十年廿年，一本新书都不曾看，上了堂马虎敷衍，下了堂打牌吸烟，比朽木还要腐败，然而凭了这一点老资格，他们在学校里养老是没有疑问的了。中学如此有名无实，中学教员如此走向没落的路途，然而中学是有志上进的青年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又是恰当青年人最富热情而又最容易脱出正轨的时期，最适宜于学习而又最不了解自己责任的时期。把他们交付到一班衰老腐化的中学教员手里，我真为他们捏一把冷汗，觉得他们的前程总要给这班人断送了！”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顾颉刚指出的第二个可怕问题是，大学文科教育或我们今日广义上的通识教育的没落。无论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都与北大息息相关，然而追根溯源，必须落在北大一众文科师生的肩头。北大文学院一时风头无两，领风气之先。

其实彼时的办学风格已然分为两个取向，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为一种，以郭秉文的东南大学为另一种。前者受留学德国的蔡氏影响，重基础、重学术。后者受留学美国的郭氏影响，重应用、重服务。两者并无对错之分，本是相得益彰。

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执掌北大，以兼容并包的方针大搞改革，本意针对的是当时北大的“精致利己主义”，所以他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商科的不为发财，学法科的不为做官”，正是德国教育家洪堡关于“大学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的教育理念。

蔡氏关于“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文、理，学也；法、商、医、工，术也”的说法，更是直白道出他心目中大学的理想类型，就是致力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型大学。

顾颉刚时隔二十余载重提蔡校长的旧话，针对的是当时业已十分严重的职业导向或就业导向的专业选择，他认为大学应该是人才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由专科学校去办的。

五四之后到四十年代，中国大学里工科崛起并逐渐成为吸引学生数量最多的系科的状况已经比较普遍，而与此同步的正是文学院为代表的五四时期具有“领导性”的系科地位的相对下滑。无论是从实业救国的政治正确而言，还是从就业择业的出路角度来说，这其实是那个动荡年代很可理解和接受的一种变化。不过，身在文科的顾先生还是略感伤感地自问自答：

“有国文很好的学生吗？有，在工学院。”“有英文很好的学生吗？有，在工学院。”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他甚至颇有些颓废地说：

“好学生都投向职业教育方面去了，剩下来的平凡猥琐的学生，想进职业教育之门而不可得，聊胜于无，只有姑且进了文学院以取得大学毕业的文凭，作他年混饭的阶梯……优秀学生进了职业性的院系固然未始不可担任领导的工作，但一个人既进入了一种专门的职业，见闻所及必定囿于局部，他作广大领导的机会当然减少，就是做这领导的兴趣也定不会很高的了。这是国家的埋没人才，还是人才的自甘埋没？所以我觉得，这真是我们将来的隐忧，要纪念五四的人决不可忽略了这一点。”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我们当然可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指摘前人，认为这是过于狭隘地理解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而且是可以通过学制的合理设计与教学改革协调二者，致力于一种宽口径、厚基础的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可是这种轻松的方案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其“何不食肉糜”的观感大概并不会更好一些。

顾文的最后，回归到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白话文小说那句著名的“救救孩子”上，尽管鲁迅与他之间矛盾误会甚深，此刻他只想说一句：“为了保持五四的精神，使它能达到将来建设使命，我们尤其应当救救孩子！”

总之，这场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所引导，由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发起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现代政党建设以及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事业等培养和储备了众多人才。直至今日，关涉五四的诸多话题及其历史细节，仍是激荡知识界的重要课题。

百年“五四”，必然会得到隆重的纪念。一方面，由于国共俱为“五四”之子，不接过和扛起这面旗帜，就会让对方占去先机，因此必须如2005、2015年的抗战胜利纪念一样，争夺和牢牢掌握纪念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纪念好“五四”百年，也是两年之后纪念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和纪念好建党百年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必须以雄辩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