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东勃】

前些时校报同事约稿，要我谈谈五四百年。思虑再三，终是婉拒。一来最近要么是开会，要么是下乡，静下心来想问题的时间实在太少；二来这个题目太过宏大，深恐表达不周，有所误导。不过，这倒不妨碍在这样一个“大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这里向各位朋友汇报一点个人记忆的片段和阅读思考所得。

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在历史的延展中逐渐清晰和凸显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我们从小到大主流史观的定论，也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

可是，五四之前，辛亥革命前后，尽管规模未必达到这种席卷全国的地步，类似抗争性运动也还是有的。何以五四的意义就如此特殊呢？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决定作用的一次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一带有些许“庶民胜利”性质的广泛政治参与，何以可能？

1942年的《世界学生》杂志有一期五四特刊，邀约了罗家伦、许德珩、王芸生等五四的参与者或见证者撰稿。其中，顾颉刚先生《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一文给人印象最深、启发最大。顾先生五四前后是北大的学生，五四当天虽不在北平，但对运动的观察独具慧眼。

顾先生开宗明义地点到：

“五四运动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设的奠基。在五四运动以前，反抗强权是一件事，文化建设又是一件事，两者不生关系。大家只觉得别人以坚甲利兵来攻我，我们也只有用坚甲利兵去对付；可是在文化方面，我们自有历代祖宗相传的一套，不应该迁就别人，所以他们喊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强权，这个基础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须具有和列强大略相等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强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在顾氏看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发生，实际上也是破旧与立新两条路径的交汇，而运动所反映出的两条路径各自的幼稚病（照搬西方、食洋不化）和复古病（唯我独尊、天朝本位），在五四之后其实经历了进一步的碰撞与中和。

顾颉刚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城乡并起、妇孺皆知、全国动员，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当居首功：

“五四运动所以能配合文化运动，并不是参加运动的人都有这个明显的目标，乃是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早了一二年，正当它顺利推进的时候适有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有运动不能没有宣传，宣传的工作以白话文为接近民众的利器，而白话文运动乃是这个文化运动的核心。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发动之后，各处罢市罢课，所有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成了这个运动的中坚分子，而这种中坚分子即是这一二年中涵泳于新起的白话文中的人，他们一发动，白话文就推进到每个城市和乡村里了。”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今天，《中国诗词大会》受热捧，《朗读者》受热捧，一些以文成名的“平民明星”也受到热捧。这些现象明白地提示人们，目下并没有什么古今中西之别、文言白话之争，倒是有一点共通之处：人们内心中那些最柔软的部分，很容易被朴素的语言和灵性的生命体验激活。当我们见证各类以文字为生的平民明星横空出世、“一战成名”时，应当感谢的绝不是什么“祖师爷赏饭吃”，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各位先贤干将。没有他们整整一个世纪前的艰难推动，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学革命，更不可能有这类文化领域的“庶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