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大众舆论场中，谈起中国古代的王朝，清朝的话题热度往往远高于其他王朝，而且辩论尤其激烈。有人热情称颂清朝广袤的版图，也有人猛烈批评清朝的落后腐朽。种种讨论，莫衷一是。

而相较于更为直观的文治与武功，围绕国家制度的议论并不多。当有学者评价清朝制度建设完备、成效显著，堪称“历朝历代最好”之时，不少网友纷纷“破防”。清代的制度建设究竟具有何种特点？能不能配得上“完备”，甚至是“完美”的评价？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上，清代的制度具有何种意义？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谈一谈笔者的想法。

“清承明制”的心心相通

在清史学界，谈起清代制度的渊流，有一种说法无论如何不能回避，那就是“清承明制”。即便是激进的“新清史”爱好者，也不能不承认，清朝的诸多制度承袭自明朝。有人将这种情况简单描述为清朝入关之初制度草创，不得已而沿用前代。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清朝选择学习明朝的制度，绝非发生在入关之后，早在皇太极时代，还没有改称清朝之时，后金就已经出现了“承袭明制”的小高潮。

明朝的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于弘治、万历两朝先后纂修的《大明会典》，皇太极特别看重这本书，早早地让人将其翻译成满文，然后一条一条对照，创制后金的国家制度。对于当时的后金来说，有些明朝的政治制度并不适用，但皇太极宁肯囫囵吞枣，也要有样学样，以至于明朝降将都进言：“《大明会典》虽是好书，我国今日全照他行不得。”

不过，这些话并没有影响皇太极学习明朝制度的热情，他依然嘱咐王公大臣们：“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

入关之后，清朝的统治者们能够更直观地接触明朝的制度章程，学习得也更加彻底。比如在中央层面，皇太极已经仿照明朝制度，将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更进一步，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设大学士，完善翰林院，中央政治几乎完全按照明代内阁的行政规程操作。

在具体的规章制度方面，清朝的承袭明朝方式更加简单粗暴。比如顺治初年颁布的《大清律》，几乎就是《大明律》换了个封皮。传教士帮忙编纂的《崇祯历书》也是换了个封皮，成了顺治朝的《时宪历》。由于这种制度“换壳”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还特别大，忙乱之中少不了犯错，竟然出现了清朝法律还在为明朝皇帝避讳的尴尬事。

清朝统治者为何选择承袭明代的制度？一方面，这是常见的制度惯性。历史上新旧政权交替之后，为了尽可能维持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前朝旧制通常会被沿用，如同前朝的臣子也大多会得到任用一样。

但另一方面，清朝承袭明朝制度，更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究其根源，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清朝的皇帝与明朝的皇帝实有“心心相通”之意。

顺治帝曾与大臣们议论古往今来哪个皇帝最好，有人说是唐太宗，有人说是宋太祖，顺治帝却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关键原因在于“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此后康熙帝赞颂朱元璋“治隆唐宋”，虽有收买人心之意，却也出自对朱元璋制度建设的高度认可。

废除宰相的明太祖朱元璋渴望绝对权力，建立更高层次的君主专制，这与清前期帝王的心态几乎无异。正因如此，清朝不仅全面承袭明朝的制度，还在明代制度的发展脉络上继续向前。

比如在中央决策制度方面，清朝最初以“议政诸王大臣会议”商议国家大事。入关后，清朝承袭明代的内阁制度，削弱宗室权力。雍正以后，新设的军机处成为事实上的核心权力机构，内阁只能处理日常事务。看起来，这改变了明代内阁政治的样貌，但事实上，这是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

由此而言，清朝不仅承袭了明朝的诸多制度，更将明朝制度发扬光大，虽是异族统治，却称得上是朱明王朝的“制度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