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不久之前，一篇名为《我的县长父亲》的文章在网上引发了热议，起初舆情纷纷，嘲弄连篇。不过，当作者将整篇文章的实况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舆论却出现了翻转。

原来，这篇文章既不是为了炫耀父亲的显赫，也不是想要“子以父贵”，而是追忆了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普通读者大多会被这位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却始终心怀人民，致力于造福百姓的县长所感动。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人们对于贤明政治的向往，古今如是。当代的县长惹人注意，如果是在古代呢？古代的州县官员们又有着一副怎样的生活图景？本文期望回溯历史，围绕这些问题略作展开。

想当县令不容易

在文艺作品中，常以“七品芝麻官”形容县令。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架构中，州县一级是最基层的官方机构，故而州县官有着“亲民官”之名。由于层级最低，称其为“芝麻官”倒也没问题。然而，这个看起来级别很低的官位，有人不屑一顾，却也有很多人望而却步。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选官模式不同，成为县令的路径也不相同。

就选官制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大致有三个时期，春秋战国以前贵族世袭为官，称作“世卿世禄制”。西汉以来，察举制成为拔擢官员的主要途径。隋唐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完善，进士成为官场中的新力量。经过制度的完善，宋代以后，科举成为最为正统，也最为主要的选官路径。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有的人起步就是中央高官，有的人一辈子都做牛做马。这样的局面在察举制的时代得到了改变，理论上，只要你表现优异，就有机会得到官员的举荐，再通过朝廷的考察得到官职。比如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他本来是个养猪的，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但因为研读《公羊传》小有名望，对待继母又孝顺恭敬，被地方官推荐入朝参加对策，结果被汉武帝看重，骤然拔擢为丞相。

“布衣丞相”都能有，察举制产出的“布衣县令”更是不可胜数。

如果害怕中央的考试，还有另一条路可以当县令。在察举选官的时代，高级官员不仅能向朝廷举荐人才，也可以自辟僚署，也就是自行选拔副官、参谋。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县令，根据学者的统计，在曹魏时期的县令中，公府转任的比例甚至要高于朝廷直接任命的比例。因此，在察举时代，想要成为县令，核心是能得到高官的赏识，若能直接拔擢为僚属，则再好不过。

虽然察举制取代了贵族世袭制，但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人为干预色彩。只要出身士族，哪怕不是王、谢、桓、庾这样的一等门阀，当个县令也照样轻轻松松。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虽然我们欣赏他的气节，但倘若观察他的仕途，就会发现陶渊明当官实在是太容易了，丢官也根本不当回事。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的兴起，这种不费力气就能当县令，而且不把县令当回事的情况逐渐远去。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科举与选官在国家制度层面逐渐合一，想要成为县令，最主要的渠道是取得科举功名。在明清时期，要想成为县令，除了特殊的路径，绝大多数人至少要考个举人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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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考举人，是因为按照科举选官的规则，举人有资格当官。但是，有资格当，不一定代表就能当。在《范进中举》的故事中，成为举人老爷的范进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但如果他真的去吏部报道，会发现自己还差得远。

由于科举录取人数增加、恩科较多等原因，清代官员供大于求，举人们往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上任。有学者推算，清代后期只有十分之一的举人能够当上知县，所谓的“芝麻官”对很多人来说实为奢望。要想当上县令，最稳妥的办法还是继续参加科举，直到考中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