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是多元的，相应地，东西方诞生的宗教也必然存在差异。所以，当一种宗教跨过山河大海，试图影响其他民族的时候，就势必面临着文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出现。特别是新航路开辟之后，一波又一波的欧洲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世界各地。在他们的传教计划中，人口众多、版图广袤的中国，一直是“传播福音”的重要地区。自晚明以来，一批天主教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社会，一度发展了为数不少的信徒。

那么，来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是如何跨过“文化屏障”，在中国的土地上落脚的？明清时期的天主教有没有走上“中国化”的道路？理解这段历史，是我们思考当下的现实，思考“宗教中国化”这一宏大命题，无法回避的内容。

利玛窦的“妥协”

我们首先要从一个关键人物说起。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来华传教士中，利玛窦可能是名气最大、地位最高的一位。不过，利玛窦在华的传教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正所谓“入国问禁，入乡随俗”，作为天主教最早来华的一批传教士，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后，就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冲突。其中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中国的教徒能不能敬孔祭祖？

基督教是一神教，上帝之外的崇拜都不能存在，按此字面理解，孔夫子和列祖列宗都是不能祭拜的。但利玛窦发现，想要禁止中国士人祭祀祖先、尊崇孔子，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晚明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但再开放，也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的，尊孔祭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影响力深入人心。

传教士很努力地宣传基督文化，可无论他们说得多好听，拿出再多的新鲜科技，只要说从今以后不能再祭拜孔子，也不能祭祀列祖列宗，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拒绝入教。

屡屡碰壁之后，利玛窦研读起了儒家经典，终于找到了说服自己的解释。利玛窦是这么理解的：中国人祭祖，祭祀的是人而不是神，不属于宗教范畴。而且，祭祀祖先不是为了忏悔和祈福，而是寄托亲情，更与宗教没有关系。所以，祭祖不是偶像崇拜，与基督教的一神性不冲突，可以一边崇拜上帝、一边祭祀祖宗。

对于祭拜孔子，利玛窦也解释为非宗教的文化行为。他认为，中国士大夫和文人之所以尊崇孔子，是因为他们是通过学习孔子的学说，才得到了功名和官职。所以，向孔子表达感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和宗教没有关系，不妨碍信仰天主。

按照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阐释，天主教与儒家文化存在一致性，他们的传教方针也呈现出“合儒”的特点。中国士人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时，依然可以尊孔、祭祖。这个策略得到了不少中国士大夫的欢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晚明士人，接受了正式的洗礼，信奉耶稣基督，成为晚明的本土天主教徒。

但同时，他们仍然以儒家士大夫的身份生活，没有背离儒家道德伦理。他们相信天主教的“上帝”与儒家的“上帝”是一致的，乐于学习西来的知识、科学和信仰文化，并用以补充中国的传统思想。

利玛窦与徐光启画像

利玛窦的成功，还有更多的原因，比如精妙的翻译就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利玛窦选用了“上帝”和“天”这两个词来翻译天主，将基督教的神圣与儒家的经典巧妙结合。利玛窦本人在这条“耶儒相容”的路上走得更远，他不仅熟练掌握了汉语，而且打扮成明朝士大夫模样，还对儒家经典有深刻的理解。

利玛窦在京期间颇乐于走上层路线，与许多达官贵人交好，在他去世后，内阁首辅叶向高给予了高度褒奖，称：“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就刻板教义而言，利玛窦主动向儒学靠近，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似乎是做出了妥协，但从传教效果上看，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从福建“吵”到罗马

利玛窦去世后，对于是否还要保留这些“妥协”，耶稣会士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此后，随着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关于“尊孔祭祖”等中国礼仪的讨论变得更为激烈。

在福建，耶稣会士艾儒略延续了利玛窦的策略，允许中国教徒继续祭拜祠堂、进出孔庙，这激怒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由此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这场大论战从福建一直吵到了罗马，最终送到了教廷。

1645年，罗马教廷颁发文件，否定了耶稣会士的做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按照这份命令，利玛窦的策略被否定了，传教士必须直面应对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然而，此时正逢明清鼎革，正常的传教活动难以继续，这份文件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职方外纪》书影

不久，耶稣会士卫匡国赴罗马解释，说通了教廷。于是在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发布命令，不再否定耶稣会的做法，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三年后，罗马方面给中国的传教团体发布指令，明确表示不要强迫中国教徒改变礼仪风俗。

然而，从17世纪80年代，也就是康熙中叶开始，随着更多的传教团体来到中国，更保守、更激进，也更不懂中国的传教态度也随之而来。

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阎当执掌福建教会，他禁止中国教徒参加尊孔祭祖的仪式，并且废除了利玛窦所用的“天”、“上帝”等词语，规定只能以“天主”称呼唯一的神。教堂里的“敬天”匾额也不许悬挂，一律摘除。

阎当的做法实际是要全面否定此前的“合儒”策略，在礼仪问题上全面贯彻基督教的规范。若是在几十年前，耶稣会士或许还有辩解之力，但这一次，他们在欧洲的辩论中彻底落败。经过欧洲神学家们的讨论，教宗克莱孟十一世选择支持阎当，发布了谴责中国礼仪的谕令，并且派铎罗主教前往中国，向中国的传教士和教徒颁布这项谕令。

几番摇摆之后，教廷最终否定了利玛窦的“合儒”策略。随着新策略的诞生，围绕礼仪问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一场大冲突，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