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170万人”，这也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数字。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以及大学生群体对自我认知、人生追求的变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以往衡量就业的指标要发生变化，更多关注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群体。您在高校任教，在和大学生接触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他们对就业态度的变化，在职业选择上有什么新动向？考公考研是不是越来越“卷”了？

鄢一龙：内卷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流行语。内卷竞争，实际上是指当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体会感觉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很难获得回报，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竞争烈度增加，并没有改进社会效益。

打开内卷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开辟新赛道，为社会提供更大的需求空间与增长空间。内卷竞争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需求不足的表现，因此供给方竞争就会变得异常激烈，但是这种竞争未必能够带来生产效率改进。通过开辟新赛道，例如新产业机会、新科技革命的出现，有助于打开内卷竞争。

其次，打开内卷要从根本上反思“竞争择优”的绩优主义。我们过于迷信“竞争择优”的资源分配方式，在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竞争确实可以促进公平、提高效率，但是到一个发展水平较高阶段，再一味地用金钱、分数、考核等等手段来刺激大家拼了命竞争，导致的只是无发展、无意义的内卷，我们需要更多地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方式来分配资源，而不是一味按照竞争输赢来分配。

第三就是在社会竞争结构中要避免赢家通吃的“头羊效应”。西部歌王王洛宾回忆起当年跟卓玛放羊的情景时说：“放羊也有放羊的哲学。赶羊的时候要四个方向向右转呢，这样每个位置的羊都有机会吃上草尖。假如老往前走，前面的吃草尖，中间的吃草中间，后面的吃草根，前面的特别胖，后面的特别瘦。”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这种“头羊效应”，社会要向不同的群体释放机会，而不能老是赢家通吃。

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精简文件和会议”。我们都知道基层深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苦，近年来尽管一直在改进，但总是会陷入用形式主义纠正形式主义的怪圈中。您在调研的过程中，基层管理部门在这方面目前最迫切的诉求是什么？

鄢一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的顽症，政府报告提出要下大力气纠治。首先是治理层级过多，叠床架屋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很多人只是做中传手，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忙于转交工作与检查督促，滋生了大量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可以试点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推动人员下沉，进一步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其次是低效劳动问题。政府工作人员确实很忙，每个人都处于紧绷状态，但是如果把劳动分为产出性劳动、必要的非产出性劳动、低效劳动三个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现在大量工作是低效甚至无效劳动，形式完美、表面文章、假装努力、繁文缛节、凡事留痕、接待招待、过分精细等等占用了大量时间，不但没有取得应有效果，同时也大量挤占了休息时间。

第三，社会宽容度不足，避责成为许多人的最大动机。只有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人也不是机器，也无法做到百分百不失误。对于任何事情过分严苛，容不得丝毫错误，就会造成顾炎武与叶适所说的那种情况，“法令日繁，治具日密”而大家都“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许多人都反映做事情风险太大，不如不做事。其实我们不必事事都要求百分百正确、事事苛求完美，今年春节晚会、元宵晚会，对于“尼格买提没对上”事件的处理，就体现了用幽默、宽容化解失误的高明处理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四，制度过于繁琐，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不是万能的，它只能确定底线，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真正伟大的事业是靠人干出来，而不是能规定出来、考核出来，根本上在于激发人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并非仅靠外部约束。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同样监督也不能代替信任，外部压力只能让人做到或者装着做到最不差，而内在激励则能让人做到最好、做得持久。需要给干事创业的人以尊重、信任、自主、宽容与合理的回报，以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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