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共同体主义”全球化新路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中国正走出一条重新定义全球格局与全球秩序的新路。

中国崛起不会重演“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不同国家霸权更迭的历史，而是作为新型全球性大国，推动世界秩序向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演进。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突出表现为六重大变局。

第一，国际格局大变局：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国际格局转变为“两极多强”。中国作为现存全球秩序的稳定性力量与变革性力量，作为全球性大国一“极”，同时也作为与美国对立统一的一“极”加入全球秩序构造，从而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第二，全球化大变局：“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持续上升趋势出现逆转。

第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大变局：“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出现断裂。

第四，东西力量对比大变局：世界历史从大分流到大翻转，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大分流转向非西方国家集体性崛起的大翻转，“东升西降”态势明显。

第五，产业革命大变局：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兴起，中国首次成为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第六，中美关系大变局：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改变了中美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发动了对华的“大战略对抗”，中美关系进入“斗合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的六重大变局。

在新的历史关口，既存在重大战略挑战，更蕴含着重大战略机遇，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战略分析。不同于哈佛大学教授提出的“价值—能力—支持”“三圈理论”战略分析框架，中国的“三圈理论”战略分析框架是“天时—地利—人和”，战略管理的首要要素是顺应天时，基础要素是识别地利，能动要素是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耦合才构成战略机遇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战略机遇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第二次战略机遇期；冷战结束后，中国通过市场经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迎来了第三次战略机遇期。随着中美关系恶化，国际环境剧变，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关闭。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是人和将天时与地利耦合，才塑造了战略机遇期。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躺着就能赢”的战略机遇期，都需要通过伟大斗争来争取，今天更是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顺应天时地利变化，对内推进高质量发展、对外充分发挥领导力，主动实现一系列战略转型，特别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打开第四次战略机遇期。与之前的战略机遇期相比，新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我们进一步从改革开放红利转向创新引领红利，不但推进和平崛起，同时也推进包容性崛起。

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挑战，而人类不能重新回到各自为战的现实主义“丛林世界”。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未能有效地回应当代世界的两个现象：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和全球公共场域的持续扩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新范式——共同体主义。共同体主义不但顺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现实，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在安全观上，共同体主义是普遍安全观，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在发展观上，共同体主义是共同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在文明观上，共同体主义是文明交融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家关系上，共同体主义强调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共同体主义代表着21世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论是搞“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还是搞以少数国家为中心、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全球治理“小圈子”，都是落后于时代的冷战思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引擎。

西方国家热衷用“地缘政治学”解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认为中国是在推进地缘政治扩张，是混合了“海权”“陆权”“世界岛”等著名地缘政治理论的最新实践，撼动了世界格局，构成对西方世界的新威胁。这种解读既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也反映了以20世纪陈旧的理论思维来观察21世纪新实践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误读。

事实上，无论何种“地缘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扩张，而是为世界共同发展搭建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大平台，因此需要探讨基于“一带一路”实践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一带一路”是塑造点、线、面、势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大平台。“点上集聚”指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线上畅通”指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面上联通”指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降低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货物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跨境流动。“型上成势”指将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形成共同发展的厚势，横跨欧亚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构成“一带一路”的主骨架。

同时，“一带一路”是新型的共同发展模式，从不均衡的全球化转向更均衡的全球化；是新型国际协作模式，从战略竞争到战略协作；是新型国际交往模式，从不平等的政治秩序转向平等的政治秩序。“一带一路”是人类在21世纪初提出的最为宏伟的地缘发展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一带一路”是崛起的中国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也是最大的中国机遇。

七、人类社会新秩序

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在于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秩序，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秩序，根本不同于要么以权力为中心，要么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秩序。

现代西方社会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秩序，围绕着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元概念，构建起整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相反地，中国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秩序，人民主体、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体制的“铁三角”，也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元概念。

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指以个体权利为中心，人民不仅指每个个体，更是一个整体，没有共同自由与共同权利，个体自由与个体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指这个由十几亿中国人共同构成的“集体人”获得主体性，成为政治经济秩序的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套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秩序。经济上有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公共资产，而非纯粹的私有制；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政权为人民服务，而非财阀政治（plutocracy）；社会上构建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推行“公民社会”；文化上保障劳动者主体尊严，而不是用金钱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最高标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定义了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其政治经济学含义在于，党的领导使得人民的整体利益具有了现实性的代表者。正是通过党的领导，十几亿中国人民获得了具有集体目标、集体意志、集体行动的主体性，从而获得了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性。正是通过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实现了“人民为中心”而不是“资本为中心”。

党的领导权作为总体性权力，能够在保护资本权利（right）的同时，驾驭并节制资本权力（power），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资本逻辑向上层建筑渗透，将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动机引导到人民福祉最大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上。

社会主义就是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主人翁，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增殖逻辑，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全体人民构成了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社会主义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饭大家一起吃，有困难大家一起分担，有荣耀大家一起共享。社会主义是共生经济、共享分配、共同富裕、共同理想的人类社会新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迷失方向，就无法赢得人民的爱戴，没有党的领导，脱离人民的意愿，也不可能构建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同体。

中国道路是人类新路，是人间正道，是人类的一种新秩序；中国道理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就其特殊性而言，中国道理不过是中国道路的观念呈现与自我确证，并进一步树立其探索辽远未来的主体性；而就其普遍性而言，中国道理却意味着被束缚的人类新知体系，姗姗来迟的一场伟大的解放。西方道理依旧强势，但代表的只是过去，中国道理尚在边缘，却是已经到来的未来。

鄢一龙：《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