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既集中高效，又生动活泼的政治新路

在政治道路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既超越苏联政治模式，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新路。

在西方政治学视野中，中国政治体制经常被贴上“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党国体制”等标签，在这种标签式思维下，中国体制被看成一种过渡型体制，并不断预言，随着私人资本力量成长、市场经济扩张、中产阶级兴起，中国政治体制将难以维持，迟早要崩溃。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

事实证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崩溃的并非中国，而是“中国崩溃论”本身。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大国竞争的短板，反而是强板，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是中国不可战胜的根本性制度优势所在。

虽然“威权主义”这个概念分辨率很低，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政治实际运行，但是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始终坚持这种刻舟求剑式思维，将“威权主义”加上了几十个不同的限定语来描述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没能增强其解释力，而只是凸显其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

中国政治体制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西方引以为豪的权力分立原则，到了21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僵化与低效的症结所在。

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是分立体制，而是“分工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七权分工”，包括：党中央领导权，全国人大立法权，国务院行政权，政协协商权，国家监委监察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权，中央军委军事权。正是由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功能使得中国政治体制是分工体制，而不是分立体制。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分工协同，是“有为政府”架构；而美国政治体制基本运行原则是分权制衡，是“有限政府”架构。

相比之下，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表现出更高效率与更高效能。美国选择分立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权力腐化，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权力的滥用，但是它以体制的低效为代价，同时也没能避免一些人利用制度漏洞实施大量“阳光下的腐败”。中国通过监督，而不是制衡来避免权力腐化，效率和清廉二者可以兼得。

中国常被诟病没有竞争性选举。事实上，今天的西方竞争性选举已经蜕变为“竞争性选秀”，成为国家领导人缺乏专业能力、体制短视、政策反复无常的根源所在。中国政府官员产生的主要方式是逐级竞争性选拔，同时也运用选举、考试等方式。竞争性选拔是基于实际绩效，而不是选举能力，选拔出来的是实干的、具有丰富经验，且受组织监管的领导干部，不是善于作秀的政客。同时，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使得中国的政策具有延续性，避免了竞争性选举体制中不同政党轮流“坐庄”带来的政策不断“翻烧饼”。

与“威权主义”标签相对应，西方经常说中国没有民主。其实真正了解中国政治运行状况，就知道说中国没有民主，就如同说撒哈拉沙漠没有沙子，《红楼梦》没有写爱情故事一样荒谬。中国式民主不同于以选举为中心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全过程民主、多渠道民主、实质民主。例如对中国决策过程经常贴的一个标签是“碎片化威权主义”，或者有的学者干脆称之为“黑箱模式”，这种解释要么张冠李戴，要么不明就里。事实上，中国决策过程就是中国式决策民主的体现。中国形成了“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能够通过民主机制来集中各方智慧制定高质量的政策。

以五年规划为例，在长达两三年的规划编制过程中，无数人在其中贡献智慧，大量的深入调研、课题研究和反复讨论才最终形成了短短几万字的文本，可谓是一字千金、一字千钧。“集思广益型”决策的参与主体构成了中国的“政策圈”，包括决策层、起草层、参与层三层。党和国家领导人引导规划编制，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决策会议对不同编制环节进行把关，规划编制成立起草组，有关人员负责规划起草，人大、政协等其他国家机关参与调研、提供建议，智库、专家和公众通过不同渠道参与规划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五年计划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图源：BETTMANN）

“集思广益型”决策是先民主后集中，寓科学于民主的新型决策模式。我们有意识地用传统语言来描绘“集思广益型”决策的五阶段模型。（1）屈群策：在编制政策文本前期动员各方建言献策，这是政策制定前期的“头脑风暴”。（2）集众思：起草组落实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综合各方意见，收集有关信息，起草阶段性政策文本。（3）广征询：阶段性政策文本形成后，向各方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政策草案。（4）合议决：在不同决策层面，通过正式的会议集体商讨决定，形成正式政策文件。（5）告四方：将已经形成的政策文件，向各方传达和贯彻。

五、“公天下”治理新路

在治理道路上，中国也超越了西方“善治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治理道路。

中国治理现代化并非西方化，不是要实现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入的所谓“善治”。中国的文明基础、基本国情与社会制度都不同于西方，中国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制度、治理体系的自我完善。

谈善治完全不必言必称西方，以为善治不过是舶来品。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最丰富善治传统的国家，《道德经》就已经提出了“正善治”，诸子百家学说主要都是在谈如何治理好国家，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无数善治的伟大思想与实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传统善治可以概括为“公天下”之治，中国传统文化是“公本位”，而非“私本位”，政权不过是“上天”实行其公意，为天下人治理天下之治具，好的治理就是最大程度体现公共意志，保障公共利益的治理。传统的“公天下”之治包括以下具体内涵：

其一，“天下为主，君为客”。“尊君以克个体之偏，民本以克君主之私，二者并举以臻于公”。立君是为治天下，君主是国家共同体的代表，而以君主之尊，却要以民为本，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听为听，以百姓命为命，才能“上下交，其志同也”。

其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封建郡县之争贯穿中国历史，举其大要，封建“多出于势所不得不然，郡县制乃是长治久安，大公之制，同时郡县亦有其专在上之失”，顾炎武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是中国传统治理的有效模式。

其三，选贤举能。中国选贤举能制度源远流长，天下非君主所能独治，而是要与贤能之士共治之，不问出身贵贱，唯德才是举。

其四，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治理本末次序是导之以德、约之以礼、齐之以政、裁之以法。德礼为治本，而政法为治道之末。

其五，中国为本，天下为怀。“远近、小大若一”，善治非治一身、一家、一国而是要治天下，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国为本，天下为怀”当恰若一而非一之意。

“公天下”传统善治对于今天推进治理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善治是将传统治道与现代的治理观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技术有机结合，创造更高水平的善治。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中国善治可以概括为中国式善治“钻石模型”，包括“先锋性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

理解中国式善治，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认知陷阱，不能套用西方选举式政党思维看待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组织与动员党员及人民实现国家战略使命的组织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性是实现其组织性功能的前提，也是实现中国式善治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而是先锋党，精英党是在人民之上，而先锋党是在人民之中，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中国政府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党的领导使得国家的权力实现了有效统合，体制运行更有效率，使得中国能够实现政治上高度集中与行政上分权的统一，党的群众路线内嵌于政府体制中。这使得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而并非有限责任政府。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益性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有机社会”而不是所谓的“公民社会”。在一个流动的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国能够建设“有机社会”的前提在于党的领导在其中所扮演的社会黏合剂、催化剂的角色，这使社会成为既保持高度多样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