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放入这种跨国分析完全不会影响结论，因为在没有国家规模的加权下，中国的作用跟任何一个欧洲小国家是等量齐观的，也就是一个比利时抵得上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而在真实世界里，中国的人口规模抵得上125个比利时。在金融领域，衡量股市变动的指数通常都是加权指数，在计算指数时会根据各成份股的总市值进行加权；管理学许多以公司为单元的统计分析，都会按照公司的营业额或者市值进行加权。但西方比较政治学者永远都拒绝这样的资料处理，如果按人口加权，中国与印度的经验就会主导统计分析的结果，而许多过去的结论都会被推翻。

比如这几年被很多人追捧的麻省理工学院阿切莫格鲁（Acemoglu）与及哈佛大学罗宾森（Robinson）有关国家兴衰的理论。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过去四十年印度应该获得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而中国应该处于今日印度相对落后的状态，因为印度采行的是他们所谓的包容性政治体制，但事实正好相反。以国家为单元的跨国量化分析，如果把中国与印度视为与其他中小型国家一样的分量，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例外是无法改变统计分析的结论，但如果把国家按人口规模加权的话，他们的理论就被颠覆了。

第四，西方国家很多学者对他自己的历史与发展经验都是选择性的诠释，甚至存在美化和漂白的嫌疑。中国学者应带领广大全球南方学术社群来揭露这些伪善的、华而不实的理论与历史分析，还原历史原貌与全貌。

例如诺斯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对西方崛起的经济学解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他们的分析架构简化并扭曲历史来削足适履，试图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而刻意掩盖战争、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奴隶贩卖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最近，所谓“五眼联盟”国家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国在新疆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甚至还寡廉鲜耻地祭出“种族灭绝”这种妖魔化指控。最讽刺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四个从前英国海外属地发展出来的国家，他们建国的过程不折不扣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种族灭绝史，他们对新大陆的原住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然后掠夺他们的土地与资源，残酷与血腥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西方以强迫劳动等借口炒作新疆棉花 图自新华网

第五、，今天西方的民主体制危机本身不断在恶化、深化。多数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危机时荒腔走板的表现，更揭露了西方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的真实面貌，这个历史变局提供我们重新比较政治体制优劣的良机。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全面普选制与多党制代议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历史长河中只有短暂的实施经验，这种体制能否保证“良好治理”与“长治久安”，仍有待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从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不能把内部社会矛盾移转到外部的话，民主是相当脆弱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欧洲民主体制就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争夺接近饱和以及社会矛盾激化而崩解。西方的普选制与多党制本来就不是落实“民主”理念的唯一选项，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失去以往得以养尊处优的经济垄断优势，内部的社会矛盾就会加剧，更何况民主政治若不能以社会主义体制为载体，很容易沦为富裕阶层主控的寡头政治，既不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也无法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权利与机会。

最近十年，我们再次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代议民主之间，存在日益难以调和的冲突与矛盾，在中国兴起并拉抬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之后，西方国家快速失去他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越竞争地位，不再能享受与广大非西方世界之间不公平交换关系，他们内部的社会分配冲突就不断加剧，民主治理频频失灵、民主体制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

当经济停滞、贫富悬殊、世代分配冲突、财政危机、激进排外主义等问题难以解决时，西方国家的优雅身段会逐渐消失，西方文明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弱势群体的不仁，对非西方文明体系的残暴与侵略本质，会日益暴露，政治的法西斯倾向会越来越浓厚，对中国歇斯底里的敌意会不断升高，我们过去对西方仰视所形成的三观都会被颠覆，许多比较政治理论都要改写。

最后，我要期勉年轻一代的政治学者要不忘初心、要有超越与突破的企图心，要有引领全球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自信心。在此百年变局当头，中国学者拥有宽广的思想与理论挥洒空间，有诸多的重大课题有待思想突破与理论开创，人类的政治文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政治学者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成果活动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学者不能回避学术主体性的问题，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引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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