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把国家角色不断压缩与丑化，把政府职能不断市场化与私有化，把“公共领域”不断限缩，让西方的代议民主体制愈来愈像一个空壳子，在这个空壳子架构下来设定比较政治的研究议程，必然让政治学者根本看不到在社会中真正起主宰与支配作用的权力构造。许多主流美国政治学者研究自己的政治体制就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他们几乎完全忽视所谓“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现象，没有人去探究华尔街金融集团如何让美联储与财政部成为他们的政治俘虏；也几乎没有人去发掘美国的传媒集团以及垄断性网路平台如何灌输美国一般民众特定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他们如何赤裸裸的介入与操弄美国政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位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目睹美国政府用几兆美金的纳税人钱去拯救华尔街银行、投资机构与保险公司，却眼睁睁让数百万美国家庭因为陷入负资产陷阱而导致他们唯一的房子被银行强制拍卖，他不禁感叹道：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偏离林肯总统所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沉沦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

他的深刻批判本来可以激发无数多的严肃研究课题与精彩学术论文，但主流美国政治学者根本无动于衷，还是做他们那些花拳绣腿的精致数学模型与统计预测分析。美国主流政治学者研究本国政治体制是如此的画地自限，对于他们倡导的比较政治分析框架也就不要期待太高。

达沃斯论坛 图自美联社

第二，政治学者不能轻易地把主权国家视为一个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单元，然后集中精力在国家范围内找寻解释源头与因果关系，这是西方主流比较政治学的巨大盲点。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高度受到全球垄断资本的支配，西方媒体与科技平台的操弄，以及美国霸权及西方前殖民宗主国的干预与主宰。如果我们把行使国家管辖权的政府与跨国企业都视为经济实体，把跨国企业的营收与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比较的基础，沃尔玛在全球的排名是第九位，只有八个国家的政府规模超过它。在前100大实体里，只有30个是政府，70个是跨国企业。在脸书、谷歌、亚马逊这些超级数字资本集团的眼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政治侏儒，根本没有能力来规范的他们商业模式。

在全球范围真正行使权力的主体，就是那些每年冬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相聚的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他们所代表的G7政府、美联储、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欧盟官僚体系、跨国金融集团、超级媒体集团、巨型高科技集团、大会计公司与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等机构、西方NGO、顶尖大学研究机构与智库等，才是真正掌握制定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关键权力行动者，他们有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能力，影响力可以贯穿各国国内政治。

非洲有许多国家虽然表面上已经脱离殖民统治几十年了，但是还深受前殖民宗主国的主宰。像法属非洲多数国家的外汇还是存在法兰西银行，他们的官僚体系、军队与情报机构骨干都是法国培训的，法国政府随时随地可以暗地里发动政变，拔除不听话的政府领导人。

在美国的后院，美国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经常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干预。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构陷入狱、他的接班人罗塞夫总统突然遭遇国会弹劾而被迫下台，玻利维亚的莫瑞拉（Morale）因军事政变而流亡海外，这些政治突发事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他们惹怒华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左派立场，更是因为他们积极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

许多美国的盟邦，都不可能摆脱扈从的地位，我们从孟晚舟的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到加拿大的扈从属性，所谓主权独立、司法独立都是空话，法治原则在霸权胁迫下立刻崩塌。所以比较政治学必须结合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霸权体系、全球政治经济分析的视野。不然会见树不见林，而这种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霸权体系视角是西方主流政治学排斥的，也是刻意忽视的。

第三，许多高大上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证是有明显破绽的，经不起严格的检视。例如西方文献中积累了大量围绕政体分类概念与评比的跨国分析经验发现，最典型的就是利用Polity IV的政体评分资料库，这些发现都是套套逻辑（tautology）的自我循环。因为他们用的资料与分析方法都一成不变，这些跨国分析的资料结构都被两大区块所决定，一块是接近30个大大小小的，但同质性极高的西方国家，各种指标都是先进的；一块是他们的前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国家，各种指标都是严重落后的，统计分析还没有开始，其结论已经被这两个版块基本上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