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对照的角度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导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比例）会远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当前的全球疫情所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流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流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活动。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武汉全面停工就会波及邻近国家大汽车企业的装配线；医院使用的橡胶手套60%在马来西亚生产，正当全球订单快速增加时，马拉西亚政府开始实施人员移动管制，立刻导致全球供应严重短缺；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风险性资产全面崩跌，游资快速流出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立即浮现。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状况下。这种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所笼罩，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或当下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或南苏丹的百姓，因为饱经战乱与天然灾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来不及火化的这种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甚至让医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机让哪些病患优先使用这样的生死判决。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非西方国家，远超发展中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爆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爆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遇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让西方社会原本就有浓厚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的政客与群众特别焦虑与挫折的是，在对抗新冠肺炎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各种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会因这场疫情而变本加厉。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思维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并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中产阶级与劳工长期陷入经济困顿，社会安全网减缩，贫富日趋两极化，激进右翼与激进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势力纷纷崛起。

第二，中美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华鹰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剧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世界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支持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国际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相当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跨国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基地部分移出中国大陆，转入东南亚、南亚与墨西哥，适合全面自动化生产的也有少量迁回美国。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观预测，因为他们认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会助长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

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

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

四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欧美经济滑向日本式“零利率陷阱”，新兴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强化各国社会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祸福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三是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 四是加速5G+物联网、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激发全球范围5G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各种替代人员群聚与空间移动，依托云端与虚拟世界的经济、社会活动将大量涌现，有效追踪与控制病毒扩散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会加速推广。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指出，新冠病毒后世界的面貌取决于人类社会在这场危机中如何面对两个关键抉择：一个是选择极权监控还是公民赋权，另一个是选择民族孤立还是全球团结。如果我们走上分裂道路，各国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但会让疫情危机更看不到尽头，也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全球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