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

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败，以及西方国家将失去良好治理的话语权。他们的担忧来自两方面。

首先，这场灾变必然大幅扩张国家的权力边界，让各种限制个人自由与侵犯隐私的措施趋于合理化，甚至常态化。紧急权力的扩张必然巩固在位的强人领袖，或让更多有强烈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土壤。

其次，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 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西方民主国家奉为圭臬，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

西班牙前外长帕拉西奥（Ana Palacio）担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存活下来，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困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忧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领袖，这场大流行病显示西方的核心机构无法履行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责。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四、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

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左翼批判学者纷纷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新自由主义的贻害暴露无遗。为了让资本拥有者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了产业空洞化，构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卫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属性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都陷入贫困边缘，缺乏工作与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集团都听命于一批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专业经理人（而不是资深医学专业人士）。他们最重视的是财务报表，而不是维护病患健康或保护医护人员。在疫情爆发高峰期，许多美国医院的第一线医生护士，严重缺乏专业防护装备，由此导致出现极高的医护人员感染率。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美联储为了缓和股市的极度恐慌，推出无上限的债券回购计划，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扩张了四兆多美元。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中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判断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西方社会重新找寻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他说，我们将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或称为镶嵌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国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应该如何来评断上述这些对“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种预测呢？客观上来说，这场大疫情给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各种短期冲击都已经陆续浮现了，但危机究竟是否会给世界秩序带来永久性的改变，或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呢？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爆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的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