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结论：全球化动力仍然充沛

过去35年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者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科技巨头、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等。

实际上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当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处于当时分配最不公平的时代。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的话，这时候一定会总体消费不足，因为大多数群体的所得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时候，消费能力不够，经济也失去增长动力。而那些富豪不可能吃那么多、穿那么多，所以他们就去炒作金融资产、房地产，甚至这些投资还不够，再去创造虚拟金融交易，最后制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挫伤，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补他们的窟窿。这也是2008年、2009年的故事。[18]

所以这些问题是过去已经出现的偏差，要纠偏，要平衡，否则社会反弹会非常大，长期政治动荡也不是办法，需要真正从源头化解它们。所以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独厚私有经济，或者独厚大型跨国企业，要让微型企业、个体都有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会。

在有些市场结构里面，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一席之地会比较健全，会营造更好的竞争生态与所得分配效果，避免私人资本独占或寡占。而且现在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将来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微型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交易对象，然后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在发生了，只是说它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全球治理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在全球范围重建财税正义，因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也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税。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很容易隐藏自己的利润与所得，而政府很难有办法去规范它们，除非所有国家放下狭隘的个体利益，协商出全球性的租税合作机制，否则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化解。

还有，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全部收入囊中，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收益都是几百倍、几千倍的，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中国不仅要在现有的多边机制出现基础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撑，这样还不够——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更知道像印度、非洲这些国家、地区需要什么，而且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包括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或他们意识形态里面所非常排斥的。

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影响下，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所谓市场机制，这是不负责任的。中国不仅可以提供跨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比如说跨国高速公路、洲际的光纤网，也可以提供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技术与知识的分享，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育，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在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

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全面逆转，因为全球化创造了大量的利益攸关者，受益群体的数量远大于受损者，而且在这个日益紧密相依的全球体系里没有国家可以选择独善其身或自扫门前雪。

从长程的历史趋势来看，当前欧美社会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以及特朗普拆解全球化的动作，都是短期逆流。没有国家可以片面拆解这个体系，全球社会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

整体来讲，即使发达国家内部许多群体仍可从全球化里面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只要这些国家选择正确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有效引导科技变迁带动的社会体制变革，而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就可以让更广大群体享受全球化的经济红利。

在全球范围，经济紧密融合的受益群体还在继续扩大。当务之急，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同修正全球化的路径跟游戏规则，来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全球化仍然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与巨大潜力。

而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再融合”与“深化融合”，以及在开创分享与共享经济新模式上，将可扮演关键角色。这将是对人类未来非常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