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您一直在总结中国高增长的动因，其中您提到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正是中国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因和特征。

朱天：是的，中国40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及特征的第一条，就是高储蓄、高投资。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远远领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世界平均水平是25%，中国是39%。中国全球领先的投资率能够多年保持高位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既然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像中国一样多投资一点？我们知道投资必须要有资金来源，而资金来源有两个：要么来自国内储蓄，要么来自外资。一个小国家通过外债、外资补充国内储蓄不足或许还有可能，但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投资来源基本只能靠国内储蓄。

其实，即使是小国家也不可能长期依赖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来发展经济，因为外债多了迟早会出现债务危机，而外资也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撤离，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所以，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还是必须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幸运的是，中国的储蓄率足够高，这也使得我们能够维持过去40年投资率全球第一的地位。

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说法是“要把中国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需，尤其是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其实，无论从经济理论上看，还是从数据和事实上看，都不存在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消费就能拉动经济增长，那么过去2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应该是希腊和津巴布韦，而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以说，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恰恰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的最大的优势之一。

确实，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上升，出口占GDP的比重会下降，中国的企业将会更加依赖于国内市场的需求来实现增长，但是国内市场的需求既包括消费品也包括投资品。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升级，投资的占比将会下降，消费的占比自然会上升，但这并不是说未来的GDP增长将更多地靠消费拉动，而只是说未来的GDP将更多地被用来消费。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消费率低，但中国消费的增长率却是最高的。换句话说，虽然中国人每年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率不高，但每年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却是全世界最快的。一个国家的消费率低就意味着储蓄率高，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资本积累速度就越快，自然GDP和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更快，可以用于消费的支出也就增长越快。

所以说，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与中国脱钩是不存在的

观察者网：您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误区。我们再来看进出口。一季度我们的出口增长非常快，货物出口56484亿元，增长8.4%，进口一如既往比较低，贸易顺差达到14090亿元。其中2月出口同比增长8%，3月出口同比增速提升到15.5%，明显在逐月向好。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表现都很不错。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靠外需拉动的日子已经到头了”，看起来似乎并没有？

另外我们知道，美国和其同盟国在和中国搞脱钩，但是从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来看，脱钩好像并没有发生，您怎么看呢？

朱天：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进出口增长快，说明外需是很旺的。一季度经济增长4.5%，但是出口增长8.4%，外需增幅比经济增长要快。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外需占经济的比重本来并不高。从2006年开始，我们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6年的36%降到了2019年的18%，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0%）。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大，而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很多，所以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必须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才是可持续的，结果出口占GDP的比重自然要下降。

但是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最近两年是上升的，原因是中国出口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中国去年出口增长10.5%，GDP增长是3%；2021年出口增长21%，GDP增长8.3%。疫情期间海外需求很旺，而我们疫情控制得好，能够保障产品供应。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的经济放缓和内需的乏力。所以说，出现出口比重上升这个现象，反而是增长下滑的一个结果。

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出口占比高，经济增长就快，那么墨西哥早就是世界发达国家了。墨西哥的出口占比很高，接近40%，但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还慢。

第二个，欧美和中国脱钩，可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口水战的状态，特朗普时代的关税政策没有变化，新的政策主要就是禁止中国的一些企业从美国进口高端的芯片，还有就是将一些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这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实很小。

而且自2021年以来欧美经济过热，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就很旺。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进出口货物贸易额是690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与2019年5588.7亿美元的进出口额相比，增长了约23.6%。其中对华进口从2019年的4522.4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5817.83亿美元，增幅为28.7%。

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欧盟27国对华贸易额为8563亿欧元，与2019年的5596亿欧元相比，增长了53%。其中对华进口从2019年的3613亿欧元，涨到2022年的6260亿欧元，增长了73%。

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看，也是不支持脱钩一说的。2019年外资占中国GDP比例处于历史低位，中国吸引外资金额9415.2亿元，2021年突破万亿元，2022年达到12326.8亿元。

所以事实上脱钩是不存在的，影响中国经济最大的因素不是地缘政治，而是国内政策。

提振民间投资是关键

观察者网：4月19日，发改委发布消息称，正在抓紧研究起草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文件。不过，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的要害问题还是出在投资上，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政府大张旗鼓地搞大项目，反而，我们看到国家在紧缩基础设施项目，比如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公示了深圳地铁五期，共9条线路，和去年公示的方案相比少了4条，里程从226.8公里缩减至180公里。 这值不值得担忧？

您提到最需要关注的是民间投资的不足，如何提振民间投资主体的信心，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两个不动摇”，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您认为还应该做些什么？

朱天：我们看到国家相关部门可能要出台扩大消费的措施，这当然会有帮助，但我还是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只是消费不足，而是消费和投资都不足，出口相对还是不错的。

而投资不足，不是说政府投资不足，主要是民间投资不足，这才是中国经济最关键的问题。

基础设施投资如修路架桥改善公共设施，在中国还是有不少空间的，但是与就业和收入增长更加直接关联的还是民间投资。有个说法是民营企业起着“56789”的作用，其中的8就是指全社会8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提供的。

如果民间投资不增长，实体经济就没有增长，就业也就很难增长，收入也就不会增长，消费当然也就无从增长，这样就成了恶性循环。

国家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是激励民间投资有无效果还待观察，很可能还没有落到实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是需要下定决心解决的。

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的紧缩，可能是因为这些年地方债务高企，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导致的。但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过于关注债务问题，反而可能会加重债务问题。只有让经济快速发展起来，财政收入增加了，债务问题才能得到化解。

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和短期增长是有信心的。长期来看，我一直也是中国经济的乐观派。

但是我感到，我们在涉及经济增长和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模糊和分歧的情况。要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质量和速度的增长，我们迫切需要澄清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样才能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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